【编者按】一月十六日,韩国首尔行政法庭裁定两名法轮功学员具有难民资格,这是中共镇压法轮功八年以来,在韩国获得难民资格的仅有的两个人。其中一人,正是新纪元周刊驻韩国的记者。看完这篇文章之后,编者不禁想到近年来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所谓北韩“逃北者”的事件。中共政府在抓到北韩逃难者之后,往往采取不认可他们难民身份的方式,而以非法入境的罪名送返北韩。这些北韩人的命运是可悲的,为此,韩国政府和民间社会作出大量的努力,营救这些所谓的“逃北者”。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希望韩国社会和政府真正明白孟子所言之真义,急吾所难以及人之难,善待逃离遭受迫害的中国人士。

二零零零年六月九日,单位派出所的警察将我带到一个宽大的房间里,正在“询问”我去北京上访的情况时,有人来找他说话,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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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虎口
历经五年 终获韩国难民资格

在去韩国著名的华城行宫(大长今的拍摄场地)游玩时,看到有扮成王、王的随从、宫女及官员模样的人走来走去,这是我与两个女儿与“王”的合影。

文 ◎ 童昕

【编者按】一月十六日,韩国首尔行政法庭裁定两名法轮功学员具有难民资格,这是中共镇压法轮功八年以来,在韩国获得难民资格的仅有的两个人。其中一人,正是新纪元周刊驻韩国的记者。看完这篇文章之后,编者不禁想到近年来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所谓北韩“逃北者”的事件。中共政府在抓到北韩逃难者之后,往往采取不认可他们难民身份的方式,而以非法入境的罪名送返北韩。这些北韩人的命运是可悲的,为此,韩国政府和民间社会作出大量的努力,营救这些所谓的“逃北者”。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希望韩国社会和政府真正明白孟子所言之真义,急吾所难以及人之难,善待逃离遭受迫害的中国人士。

二零零零年六月九日,单位派出所的警察将我带到一个宽大的房间里,正在“询问”我去北京上访的情况时,有人来找他说话,门开了。我仅二岁的女儿乘机溜了出去,我怕女儿走丢,因此也跟了出去,身后只听到警察在喊:“把门关上!”但却没有人跟出来。我在门口看着女儿玩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再过问我们母女,我脑子马上闪出一念:“现在不逃,更待何时?”

当我带着女儿逃回家时,母亲早已得到消息,坐在我家哭了大半天了。看着妈妈红肿的眼睛,做为女儿,我无言以对。 

我先生是一个家庭观念很强的人,虽然他所在的单位,有很大比例的人都会出国,但他却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一直抱持的观念是:父母在,不远游!

九九年七二零,当红色恐怖充斥了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时,先生不得不向父母挥泪道别,带着妻女一起逃离。二零零零年六月五日,他先行到韩国,只等他在那里找到房子,置办好日常用品,我和女儿就可以离开这个恶梦般的地方。我母亲一心只盼我们能够顺利离开,好让她那颗悬了近一年的心休息休息。却没有想到六月九日我再次被抓,母亲的心已经近乎崩溃。
 
我们须乘坐长途客车去机场,长途客车站在我们那个城市的东边,我们当时离开的地方,在城市的西边,出租车必须穿过整个城市。在出租车上,气氛一直非常压抑,母亲最担心的就是我能不能顺利闯过机场那一关。妈妈知道,只要顺利通过那一关,等待着她的女儿的就会是一片自由的天地,她再也不用担心她的女儿会被抓、被打,甚至出现她绝对不愿想像的情况。

出租车即将到达汽车站,司机打破了沉默,问我们:“看你们带着大箱子,是要出远门吗?”母亲回答:“是啊”,“啊,那你们这次一定是一路顺风。你看这一路这么多十字路口,我没有碰到一盏红灯。”

也许是苍天看到母亲那颗油煎般的心,要让她少一段受煎熬的时间?不过,我确实非常顺利地到了韩国,一路绿灯!

当我从韩国打回第一通电话时,所有人心上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一月十六日上午,在韩国首尔行政法院,法官全成秀正式判定在韩法轮功学员中有两名获得难民资格。图为韩国首尔行政法庭。(摄影/金真)

良知与抉择

一九九七年,当时由于在工作中身心疲惫而使心脏病的症状愈加严重。我在读高中时,曾练过气功,当时,身体有所好转,却没有根除。后来由一位邻居介绍,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一周后,我的身体便彻底改观。过去因为心脏不好,骑脚踏车上坡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特别是我家门口,有一个比较长的坡,每次上去的时候,有一大半都是推着走的。可是修炼一周后,我可以骑车载上我已大学毕业的表妹爬上这个大坡而不需中间下车。这让二十多岁的我兴奋不已。

随着修炼,我又发现,法轮功的功效不仅止于此。过去,我的心灵疲惫不堪。我不喜欢,姑娘没有出嫁就骂上了老婆婆,我觉得如果爱丈夫就应该爱生他养他的母亲;我不喜欢,那些整天谈论着如何从父母那里搜括更多的人,我认为,人应该知道报恩;我不喜欢同事之间为了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就剑拔弩张,我觉得人不应该太斤斤计较;我看不习惯结婚以后的人还要在外寻求刺激,离了婚了,双方都可以将稚龄的孩子弃之不管;我不喜欢……

可是我的周围充斥的却都是这些,我不知道这样发展下去,人还有可以信任的人吗?当人生有难的时候,还可以找到一个安慰自己的人吗?

修炼以后我知道,应该从自己做起,真诚、善良地去对待每一个人,而对别人却要去宽容。再加上身体康健,我每天都可以心情愉快、精力充沛地面对每一件事,无怨无恨地将每一件事做得比以前更好,却不去计较别人对我的伤害。我相信真诚善良是人的天性,一个人真诚善良的行为会感动周围的人,那么周围的人也会用真诚善良来回馈这个社会。

九九年七二零,一夕之间的突变,令我不知所措。我问自己,我真诚善良地对待别人,错了吗?我宽容别人,错了吗?我让自己的身体变好,难道也错了吗?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放弃了这些的时候,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这些不正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吗?我不能做一个看到无辜的人被杀却装作没有看见的人。这也是我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应尽的责任。因此我想通过上访这种形式说出我自己的感受。

没有想到,我仅仅是想使用一下中国宪法赋予我的权力--上访,便两次被抓。被抓期间,不断地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传出。父母平时是从来不求人的,这时候也开始去找所有能够想到的关系,最后七弯八拐找到一个不知道是多少丈的亲戚,得到的消息是,现在谁都不敢为法轮功说话,谁为法轮功说话就会得到与法轮功一样的“待遇”。妈妈后来告诉我,在我被抓的那些天里,她多次从梦中哭醒。

现在妈妈终于可以放下时时刻刻提到嗓子眼里的心了。

温馨点滴

异地他乡,我们一家人仿佛一下子变成了又聋又哑又盲的残疾人。进了地铁就像进了大迷宫,经常得翻出注有中文的地图,研究一番现在的方位。可是只要有人见到我们一副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样子,就会过来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助,发现我们是外国人,马上又会有懂一些英文的人过来。一发生这种情况,先生便会忙不迭地摆手,在国内被骗怕了,他怕他们是骗子。

先生还说,有一次,他为了认一下从单位回家的路,想步行走回来,没想到走到半道迷了路,他便问了在路边说话的,样子像教授的两个人。谁知,其中一位马上结束谈话要用车送我先生回家。之后我们又遇到了很多类似的事情,才发现原来我们真的是用小人之心在度君子之腹了。

我们还发现,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很少有戒备,小商店里的物品可以摆在店主视线不及的店外。大商场降价的商品,到了商场关门的时候,就用油布一包,用绳子一捆,便彻夜扔在店外。看得我和先生都担心,不怕东西被人偷啊!

更令我们瞠目结舌的是,到公园里去玩的时候,发现居然有人把伞啊、包啊这些碍手碍脚的东西往树下一放,便心情轻松地玩去了!

在举目无亲的异乡他国,这些小插曲都给我们的艰辛生活增添了许多温馨、感动与惊喜。
 

韩国法轮功学员在法轮功被镇压的七二零纪念日那一天的活动。

无情的拒绝

时光飞逝,两年很快过去了,先生在这里工作的合同也即将届满,我们要再次面对回到国内的现实。父亲在电话那头说:“你们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留在韩国。”我知道父亲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就像一位亲戚所说的:“哎!你们太年轻,你们不知道共产党有多残酷,它对自己人都从不手软,更何况对你?”

在我们那个城市里,就有一位年轻的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声称她已“死亡”数小时之后,身体还是热的。火化时不让父母接近,副省长亲自督阵将其火化。面对这样的事实,父亲如何不担心?他心里想的是,哪怕在国外捡破烂也比在国内说不定哪一天就被抓,说不定哪一天连人都没有了要强啊。

天无绝人之路,不久,我得知在韩国也可以申请难民。

二零零二年十月,我与另外三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向韩国法务部提出了难民申请。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此之前并不了解法轮功的情况,后来在与我们的多次接触中,慢慢开始同情我们。有一次,他们邀请所有在韩国申请难民的人去参加晚会。当时,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陈承勇的夫人戴志珍带着女儿也在韩国,她也与我们一起去了。戴志珍流着泪讲叙及因陈承勇之死而一夜之间白了的头发,深深地触动了在场的一位法务部难民科负责人的心,她的眼中一直闪着泪光。

但事实并没有想像的那么顺利,在零五年一年里,韩国法务部连续对我们进行了两次否决处理。那位负责人在告诉我们这一消息的时候,声音低沉,她说:“对不起,我没有能够帮你们更多的忙。”韩国法务部的调查结果是,在中国境内并没有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事实。

不久,我们就发现了事情真正的原因。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几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一次“韩国难民制度改善听证会”,会上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能给法轮功学员难民身份”的问题,他们的答案是,因为关系到韩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共的威胁)。

有一位韩国法轮功学员(韩国人)的朋友在一位韩国高层人士身边工作,她的这位朋友也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如果给予法轮功学员难民身份,就意味着要和中共断交。

我们找到联合国难民署设在首尔的办事处,想寻求他们的保护。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们在这里的职能仅是帮助韩国建立完善的难民体制。即便是看到韩国做出不合适的处理,也只能劝说,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我们找到媒体,希望能够将我们的困境曝光,但得到的回答常常是,他们的媒体有规定,法轮功的问题不报。究其原因,仍然是因为“国家安全问题”。《朝鲜日报》在韩国排在三大报之首,曾经有两名《朝鲜日报》的记者采访过我。在采访结束的时候,记者告诉我,作为记者,他们都很想报导法轮功的问题,因为这确实是很大的事。但是,这在韩国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高层受到压力,因此,报导会写出来,但能不能登出来却不知道。最终报导没有登。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不可扭转的方向发展,我只能让自己的心变得麻木,每天只想现在,不想太远。

曙光

二零零六年,我与另外三十多位两次被韩国法务部拒绝的法轮功学员,向首尔行政法庭提起诉讼,这是我们能够不再入虎口的唯一的希望。

后来又有一些韩国人或者已经获得国籍的朝鲜族人在得知我们的情况后,开始为我们奔走相告。于是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事实及法轮功学员在韩国未获得保护的事实逐渐在韩国社会引起了关注。

有一位常与中共打交道的韩国某高层人士身边的工作人员,刚开始与法轮功学员见面的时候,冷漠地说,这是中国内政,韩国不能干涉,他们只能把我们送回去。气功多的是,换一种不就可以了吗?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这种功法与别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按照“真、善、忍”这三个字在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听到最后,他痛心地说,一个国家呀,就算是对待罪犯也不能这样啊,更何况是对待修炼的人。

慢慢地,有一些高层人士询问我们官司的进展情况;向我们索要当事者的资料;给相关部门打电话;为我们引见可以给予我们帮助的人;年节时,发来手机短信:法轮功加油!……

媒体也慢慢地有一些关于我们的零星的报导见报。

律师在看到我们提供的证据后,也很有信心地告诉我们,如果这样的官司不赢的话,就没有可以赢的官司。

今年一月十六日首尔行政法庭行政六部裁判长全成秀最终做出了我们胜诉的裁决。韩国的媒体也大面积地报导了这件事。在这里,我由衷地感谢法官的道德勇气,感谢所有给予我们帮助的人,所有为我们祝福的人,谢谢你们的帮助,我们才能留下来。也更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伸出温暖的手,帮助剩下的那三十多位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回国后,同样会面临残酷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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