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虎口歷經五年終獲韓國難民資格

文 ◎ 童昕

【編者按】一月十六日，韓國首爾行政法庭裁定兩名法輪功學員具有難民資格，這是中共鎮壓法輪功八年以來，在韓國獲得難民資格的僅有的兩個人。其中一人，正是新紀元周刊駐韓國的記者。看完這篇文章之後，編者不禁想到近年來受國際社會關注的所謂北韓「逃北者」的事件。中共政府在抓到北韓逃難者之後，往往採取不認可他們難民身份的方式，而以非法入境的罪名送返北韓。這些北韓人的命運是可悲的，為此，韓國政府和民間社會作出大量的努力，營救這些所謂的「逃北者」。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希望韓國社會和政府真正明白孟子所言之真義，急吾所難以及人之難，善待逃離遭受迫害的中國人士。

二零零零年六月九日，單位派出所的警察將我帶到一個寬大的房間裏，正在「詢問」我去北京上訪的情況時，有人來找他說話，門開了。我僅二歲的女兒乘機溜了出去，我怕女兒走丟，因此也跟了出去，身後只聽到警察在喊：「把門關上！」但卻沒有人跟出來。我在門口看著女兒玩了很長時間，都沒有人再過問我們母女，我腦子馬上閃出一念：「現在不逃，更待何時？」

當我帶著女兒逃回家時，母親早已得到消息，坐在我家哭了大半天了。看著媽媽紅腫的眼睛，做為女兒，我無言以對。　

我先生是一個家庭觀念很強的人，雖然他所在的單位，有很大比例的人都會出國，但他卻從來都沒有想過，他一直抱持的觀念是：父母在，不遠遊！

九九年七二零，當紅色恐怖充斥了中華大地的每一個角落時，先生不得不向父母揮淚道別，帶著妻女一起逃離。二零零零年六月五日，他先行到韓國，只等他在那裏找到房子，置辦好日常用品，我和女兒就可以離開這個惡夢般的地方。我母親一心只盼我們能夠順利離開，好讓她那顆懸了近一年的心休息休息。卻沒有想到六月九日我再次被抓，母親的心已經近乎崩潰。

我們須乘坐長途客車去機場，長途客車站在我們那個城市的東邊，我們當時離開的地方，在城市的西邊，出租車必須穿過整個城市。在出租車上，氣氛一直非常壓抑，母親最擔心的就是我能不能順利闖過機場那一關。媽媽知道，只要順利通過那一關，等待著她的女兒的就會是一片自由的天地，她再也不用擔心她的女兒會被抓、被打，甚至出現她絕對不願想像的情況。

出租車即將到達汽車站，司機打破了沉默，問我們：「看你們帶著大箱子，是要出遠門嗎？」母親回答：「是啊」，「啊，那你們這次一定是一路順風。你看這一路這麼多十字路口，我沒有碰到一盞紅燈。」

也許是蒼天看到母親那顆油煎般的心，要讓她少一段受煎熬的時間？不過，我確實非常順利地到了韓國，一路綠燈！

當我從韓國打回第一通電話時，所有人心上的大石頭總算是落了地。

一月十六日上午，在韓國首爾行政法院，法官全成秀正式判定在韓法輪功學員中有兩名獲得難民資格。圖為韓國首爾行政法庭。（攝影／金真）

良知與抉擇

一九九七年，當時由於在工作中身心疲憊而使心臟病的症狀愈加嚴重。我在讀高中時，曾練過氣功，當時，身體有所好轉，卻沒有根除。後來由一位鄰居介紹，我開始修煉法輪功，一周後，我的身體便徹底改觀。過去因為心臟不好，騎腳踏車上坡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特別是我家門口，有一個比較長的坡，每次上去的時候，有一大半都是推著走的。可是修煉一周後，我可以騎車載上我已大學畢業的表妹爬上這個大坡而不需中間下車。這讓二十多歲的我興奮不已。

隨著修煉，我又發現，法輪功的功效不僅止於此。過去，我的心靈疲憊不堪。我不喜歡，姑娘沒有出嫁就罵上了老婆婆，我覺得如果愛丈夫就應該愛生他養他的母親；我不喜歡，那些整天談論著如何從父母那裏搜括更多的人，我認為，人應該知道報恩；我不喜歡同事之間為了芝麻綠豆般的小事，就劍拔弩張，我覺得人不應該太斤斤計較；我看不習慣結婚以後的人還要在外尋求刺激，離了婚了，雙方都可以將稚齡的孩子棄之不管；我不喜歡……

可是我的周圍充斥的卻都是這些，我不知道這樣發展下去，人還有可以信任的人嗎？當人生有難的時候，還可以找到一個安慰自己的人嗎？

修煉以後我知道，應該從自己做起，真誠、善良地去對待每一個人，而對別人卻要去寬容。再加上身體康健，我每天都可以心情愉快、精力充沛地面對每一件事，無怨無恨地將每一件事做得比以前更好，卻不去計較別人對我的傷害。我相信真誠善良是人的天性，一個人真誠善良的行為會感動周圍的人，那麼周圍的人也會用真誠善良來回饋這個社會。

九九年七二零，一夕之間的突變，令我不知所措。我問自己，我真誠善良地對待別人，錯了嗎？我寬容別人，錯了嗎？我讓自己的身體變好，難道也錯了嗎？如果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放棄了這些的時候，這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呢？這些不正是我們國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嗎？我不能做一個看到無辜的人被殺卻裝作沒有看見的人。這也是我作為社會的一份子應盡的責任。因此我想通過上訪這種形式說出我自己的感受。

沒有想到，我僅僅是想使用一下中國憲法賦予我的權力——上訪，便兩次被抓。被抓期間，不斷地有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傳出。父母平時是從來不求人的，這時候也開始去找所有能夠想到的關係，最後七彎八拐找到一個不知道是多少丈的親戚，得到的消息是，現在誰都不敢為法輪功說話，誰為法輪功說話就會得到與法輪功一樣的「待遇」。媽媽後來告訴我，在我被抓的那些天裏，她多次從夢中哭醒。

現在媽媽終於可以放下時時刻刻提到嗓子眼裏的心了。

溫馨點滴

異地他鄉，我們一家人彷彿一下子變成了又聾又啞又盲的殘疾人。進了地鐵就像進了大迷宮，經常得翻出注有中文的地圖，研究一番現在的方位。可是只要有人見到我們一副分不清東南西北的樣子，就會過來問我們需不需要幫助，發現我們是外國人，馬上又會有懂一些英文的人過來。一發生這種情況，先生便會忙不迭地擺手，在國內被騙怕了，他怕他們是騙子。

先生還說，有一次，他為了認一下從單位回家的路，想步行走回來，沒想到走到半道迷了路，他便問了在路邊說話的，樣子像教授的兩個人。誰知，其中一位馬上結束談話要用車送我先生回家。之後我們又遇到了很多類似的事情，才發現原來我們真的是用小人之心在度君子之腹了。

我們還發現，在這裏人與人之間很少有戒備，小商店裏的物品可以擺在店主視線不及的店外。大商場降價的商品，到了商場關門的時候，就用油布一包，用繩子一捆，便徹夜扔在店外。看得我和先生都擔心，不怕東西被人偷啊！

更令我們瞠目結舌的是，到公園裏去玩的時候，發現居然有人把傘啊、包啊這些礙手礙腳的東西往樹下一放，便心情輕鬆地玩去了！

在舉目無親的異鄉他國，這些小插曲都給我們的艱辛生活增添了許多溫馨、感動與驚喜。
　

韓國法輪功學員在法輪功被鎮壓的七二零紀念日那一天的活動。

無情的拒絕

時光飛逝，兩年很快過去了，先生在這裏工作的合同也即將屆滿，我們要再次面對回到國內的現實。父親在電話那頭說：「你們無論如何也得想辦法留在韓國。」我知道父親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就像一位親戚所說的：「哎！你們太年輕，你們不知道共產黨有多殘酷，它對自己人都從不手軟，更何況對你？」

在我們那個城市裏，就有一位年輕的法輪功學員，在勞教所聲稱她已「死亡」數小時之後，身體還是熱的。火化時不讓父母接近，副省長親自督陣將其火化。面對這樣的事實，父親如何不擔心？他心裏想的是，哪怕在國外撿破爛也比在國內說不定哪一天就被抓，說不定哪一天連人都沒有了要強啊。

天無絕人之路，不久，我得知在韓國也可以申請難民。

二零零二年十月，我與另外三位法輪功學員一起向韓國法務部提出了難民申請。接待我們的工作人員在此之前並不了解法輪功的情況，後來在與我們的多次接觸中，慢慢開始同情我們。有一次，他們邀請所有在韓國申請難民的人去參加晚會。當時，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陳承勇的夫人戴志珍帶著女兒也在韓國，她也與我們一起去了。戴志珍流著淚講敘及因陳承勇之死而一夜之間白了的頭髮，深深地觸動了在場的一位法務部難民科負責人的心，她的眼中一直閃著淚光。

但事實並沒有想像的那麼順利，在零五年一年裏，韓國法務部連續對我們進行了兩次否決處理。那位負責人在告訴我們這一消息的時候，聲音低沉，她說：「對不起，我沒有能夠幫你們更多的忙。」韓國法務部的調查結果是，在中國境內並沒有對法輪功進行迫害的事實。

不久，我們就發現了事情真正的原因。一次偶然的機會，有幾位法輪功學員參加了一次「韓國難民制度改善聽證會」，會上有人提出「為什麼不能給法輪功學員難民身份」的問題，他們的答案是，因為關係到韓國的國家安全問題（中共的威脅）。

有一位韓國法輪功學員（韓國人）的朋友在一位韓國高層人士身邊工作，她的這位朋友也向我們證實了這一點，他說，如果給予法輪功學員難民身份，就意味著要和中共斷交。

我們找到聯合國難民署設在首爾的辦事處，想尋求他們的保護。得到的回答卻是，他們在這裏的職能僅是幫助韓國建立完善的難民體制。即便是看到韓國做出不合適的處理，也只能勸說，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我們找到媒體，希望能夠將我們的困境曝光，但得到的回答常常是，他們的媒體有規定，法輪功的問題不報。究其原因，仍然是因為「國家安全問題」。《朝鮮日報》在韓國排在三大報之首，曾經有兩名《朝鮮日報》的記者採訪過我。在採訪結束的時候，記者告訴我，作為記者，他們都很想報導法輪功的問題，因為這確實是很大的事。但是，這在韓國是一個很敏感的話題，高層受到壓力，因此，報導會寫出來，但能不能登出來卻不知道。最終報導沒有登。

一切似乎都在向著不可扭轉的方向發展，我只能讓自己的心變得麻木，每天只想現在，不想太遠。

曙光

二零零六年，我與另外三十多位兩次被韓國法務部拒絕的法輪功學員，向首爾行政法庭提起訴訟，這是我們能夠不再入虎口的唯一的希望。

後來又有一些韓國人或者已經獲得國籍的朝鮮族人在得知我們的情況後，開始為我們奔走相告。於是法輪功在中國受迫害的事實及法輪功學員在韓國未獲得保護的事實逐漸在韓國社會引起了關注。

有一位常與中共打交道的韓國某高層人士身邊的工作人員，剛開始與法輪功學員見面的時候，冷漠地說，這是中國內政，韓國不能干涉，他們只能把我們送回去。氣功多的是，換一種不就可以了嗎？法輪功學員告訴他，這種功法與別的不一樣，因為我們是真正的按照「真、善、忍」這三個字在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聽到最後，他痛心地說，一個國家呀，就算是對待罪犯也不能這樣啊，更何況是對待修煉的人。

慢慢地，有一些高層人士詢問我們官司的進展情況；向我們索要當事者的資料；給相關部門打電話；為我們引見可以給予我們幫助的人；年節時，發來手機短信：法輪功加油！……

媒體也慢慢地有一些關於我們的零星的報導見報。

律師在看到我們提供的證據後，也很有信心地告訴我們，如果這樣的官司不贏的話，就沒有可以贏的官司。

今年一月十六日首爾行政法庭行政六部裁判長全成秀最終做出了我們勝訴的裁決。韓國的媒體也大面積地報導了這件事。在這裏，我由衷地感謝法官的道德勇氣，感謝所有給予我們幫助的人，所有為我們祝福的人，謝謝你們的幫助，我們才能留下來。也更希望你們能夠繼續伸出溫暖的手，幫助剩下的那三十多位法輪功學員，因為他們回國後，同樣會面臨殘酷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