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聘请教授，才能成就世界顶尖大学吗？一九三三年，爱因斯坦接受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聘请时，要求个人年薪只要三千美元！

不久前读到李家同教授的〈羞愧与感恩〉这篇文章，文中引述一篇爱因斯坦题为〈人人都应该为别人而活〉的短文。大意是说，爱因斯坦自己一直心怀愧疚，因为他的一生，得到别人的帮助实在太多，而所谓“别人”，爱因斯坦特别强调包含已经死去的人，他又说他觉得向社会借了很多的债，因此必须提醒自己，要为别人而活。

高薪才可吸引人才的迷思

就在看到这些篇章的几乎同时，台湾媒体报导香港大学高薪聘请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当校长以提升学校竞争力，于是引发台湾的大学无法高薪聘请教授，因而不能成为世界顶尖大学的话题。而教育部为提升台湾大学竞争力，乃以五年五百亿“卓越”计画作为诱因。如此一来，似乎认定“高薪”才能吸引人才，进而才可提升学校竞争力。走笔至此，我的脑中立即浮出二零零五年二月初的一件往事。

庆祝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一百周年和他逝世五十周年，于台北101大楼施放烟火。

那是二零零五年适逢爱因斯坦逝世五十周年及其“相对论”发表一百周年，联合国文教组织特定该年为“世界物理年”，全球同步展开各项庆祝活动，台湾也不落人后。当时还是台湾中研院院长的李远哲，出席“二零零五年世界物理年──台湾序列启动”记者会，会中宣布台湾参与四一九全球接力雷射点灯，象征“让物理光耀世界”。

藉着各种活动来纪念爱因斯坦对人类科学的伟大贡献，并藉着光耀仪式向各国公私立单位募款，再以所得的基金用来协助落后国家的孩童接受物理科学教育，当然很有意义。而当年李远哲院长在赞扬爱因斯坦的伟大贡献之余，强调人类历史塑造往往是科学和技术进步所促成，但现今科技发展却面临不少瓶颈，需要政府支持基础研究，也需“寻找下一个爱因斯坦”。为此，他认为台湾应赶快打破既有薪资结构，以吸引好的研究人才，李院长还举出韩国大学教授的薪水是台湾的两倍，而中研院虽有特聘研究员制度，不受既有薪资额度的限制，但薪水和美国、香港还是差一截，来证明台湾的薪资确实偏低。

所以，李院长认为台湾的大学和研究要追求卓越，好的人才最为关键，但薪资结构如果不能突破，很难与国际竞争。当时我就在报章为文评论说，在当前“一切向钱看”的大环境下，李院长的说法很务实，也相信可以获得一般人，尤其是科学界的普遍认同，但这项提议在纪念爱因斯坦的场合提出，却大有商榷余地，因为与爱因斯坦的“要求低薪”正好相反。而爱因斯坦要求低薪的故事可在二零零四年八月六日刊于《自由时报》，由台北荣民总医院郭正典主任撰写的〈爱因斯坦的风范〉一文中看到。

清心寡欲 向普林斯顿要求低薪

该文的大意是说，爱因斯坦于一九三三年接受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聘请，提出个人的年薪只要三千美元，而且“若在普林斯顿一年生活不需三千美元，薪水还可以再低”之要求。这项要求让所方颇感为难，不只是觉得如此低薪实在是亏待爱因斯坦，而且对其他职员又该如何比照呢？于是主事者一次又一次地要求爱因斯坦提高薪水，到最后还几乎是哀求，才好不容易说服爱因斯坦接受一万六千美元的年薪。三千和一万六千美元，相差何其之大！可见爱因斯坦要求三千美元以下的年薪有多么低，而这应就是爱因斯坦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觉得这些数目的金钱已能好好过日子了，这也可看出爱因斯坦的生活是何等俭朴、简单，更是典型的“少就是多、小就是美”的奉行者。

当时我又评论说，虽然“没钱万万不能”，但“钱也并非万能”，在基本生活满足下提供一个自由自在的研究环境，或许才是“下一个爱因斯坦”出现的较佳方式，尤其在金钱、物质大为腐蚀人性，并使人心急速堕落，以及天灾人祸频传的当前，有必要再呼应李远哲院长早于二零零零年提出的“向上提升”，拒绝“向下沉沦”的诉求。

不过，以“金钱鼓励”的诱因方式作为政府政策，藉以激励科技研究人才的出现，恐怕不只不会收到“向上提升”效果，还会加强“向下沉沦”力道，实在应该换由大力宣传爱因斯坦纯真、淡泊名利、俭朴生活的这一面，才是正办。特别在皇历年节长假前夕到处“恭禧发财”声中，又是纪念爱因斯坦的重要年份，此举更显得特别有意义，如果能由李院长带头更能事半功倍呢！

我最后下结论说，爱因斯坦是迄今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其行为也应是人类的最佳典范。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爱因斯坦“清心寡欲、俭朴”的生活方式吧！

迄二零零七年底距二零零五年二月初已近三年，看来迷信高薪诱因的看法还是居主流，虽然由于地球暖化愈见严重、M型社会已在各国明显出现、物价上扬和中低所得者的报酬却停滞下，“返璞归真”的声音逐渐出现，但追求钱财、热衷金钱游戏、贪图享受、好逸恶劳仍然是普遍现象。如此，难免令人更怀念“追求低薪”的爱因斯坦这位可爱人儿，也让我们对爱因斯坦的生平感兴趣。

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写给两任妻子及儿女的私人信件。（Getty Images）

中学斯巴达式教育 难以承担

世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是位无与伦比的杰出科学家，一九二一年四十二岁时因发现光量子获颁诺贝尔物理学奖。不过，爱因斯坦幼年时却丝毫没有一丁点天才的迹象，反而因为发育不良，开口讲话的年龄较一般孩童为迟，其父母还担忧不已，深怕爱因斯坦智力不足成为低能儿。

到能开口讲话时，爱因斯坦又是沉默寡言，家人和家庭女教师戏称他是“教堂里沉默的神父”。

爱因斯坦在一八七九年三月十四日出生于德国南部的乌尔木。父亲经营电器行，但生意清淡，生活并不富裕。后来，举家迁至慕尼黑，父亲和叔叔在当地从事计量器和弧炬灯的制造生意，可是家境仍未见好转。

爱因斯坦到了求学年龄，进入慕尼黑当地的教会学校，是班上唯一的犹太人，但爱因斯坦并不因此而感到困窘，他顺利接受完小学教育。到十一岁时，进入九年制的中高等教育，便开始感觉到学校生活的压力和拘束了。

一九一四至一九四八年间，爱因斯坦与家人、朋友的往来书信及照片。

德国的中高等学校称为“吉姆那宙莫”，是由希腊文演变而来的，也就是体育训练的意思，当时的体能教育和现在的体育课程并不相同，也不像古希腊的运动竞赛，它是针对当时德国流行的口号：“强国必先强种”和“有健全的身体才有健全的心理”而制定的一种体能训练，类似军队中严格的军事训练。

但是“有健全的身体才有健全的心理”，这句话原是西元二世纪时诗人尤伯利斯的一句讽刺诗，是对当时罗马帝国道德沦丧的情景有感而发的，因此其中的涵意是：“让我们向上帝祈求，不仅拥有健全的身体也能拥有健全的心理。”

爱因斯坦成年后回顾求学生涯曾感慨说：“小学老师对学生的态度犹如士官对士兵，是亲切和站在协助的立场，而中高等学校的老师就有如尉校官级，只有一连串的命令和严格的要求。”他认为中高等学校这种斯巴达式的教育，使得学生整天恓恓惶惶的，不仅剥夺了少年时代应有的天真活泼，而且压抑了孩子们对万事万物的好奇心，也间接扼杀了每个学生的生趣才能，爱因斯坦曾比喻为“不论胃口多好食量再大的野兽，你也无法强迫牠在吃饱之后还继续进食。”

由于缺乏兴趣，爱因斯坦上课时懒洋洋的态度常令授课的老师不满，终于有一天，授课老师以一种鄙视的语气说：“如果你愿意不来上这门课，我倒是很求之不得。”爱因斯坦不服气地说：“我还没有达到退学的标准呢！”老师脸色铁青地说：“虽然你的成绩尚未构成退学的理由，但是你严重地破坏了班上的秩序，因为你扰乱了同学听课的专心，而且影响了我授课的情绪，我郑重地向你提出警告。”

这番奚落的话令爱因斯坦非常难过，他后来曾对此事加以批评：“缺乏爱的教育虽然使学生屈服淫威之下，但是却严重地打击了学生的自信心，因而造成畏畏缩缩、优柔寡断的性格。”

爱因斯坦由于在高中时代受到体育课程的严格训练，终其一生极力排斥军事思想；他曾经自我解嘲地说：“如果军事训练的过程中能配合音乐的旋律，每个人能轻松愉快地操演，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啊！或许我也就不会这么厌恶体育了。”

自由学风 成就伟大天才

爱因斯坦十五岁时，因为父亲事业失败，全家迁往意大利米兰。爱因斯坦来到米兰后，原想先休息一段日子再作打算，但在父母的催逼下，只好准备投考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因为这所大学是当时中欧相当著名的工业大学，而且并不硬性规定必须高中毕业，只要在数理学科方面有优良的表现即可申请入学。

但是爱因斯坦还是没有获准入学，因为他的入学成绩中，数学虽然满分，外文及动植物学却几近于零分，爱因斯坦在日后的追忆说：“考试成绩不能通过是我意料中的事，因为我只准备了数学一科，其他科目实在是连看都看不下。”

虽然未能通过入学考试，但由于爱因斯坦数学成绩的优秀，引起了教授们的注意，于是教授们联名向学校当局反应，希望能有一妥善的方法来安置爱因斯坦，以免埋没了人才，校长也基于爱才的心理，特别召见爱因斯坦，向他建议先将其他科目好好准备一番再来投考，又推荐他到阿劳州州立高级中学。爱因斯坦虽然不十分情愿，但终于还是答应了，没想到这是爱因斯坦一生中的转捩点。

由于阿劳州的学校是采取开放政策，学生可以随自己的兴趣来自由选课，于是爱因斯坦开始发奋用功，一年后以优秀的成绩毕业，随即保送进入工业大学。卅三岁时成为该校教授，四十二岁时因光量子的发现，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罗素曾赞誉爱因斯坦是“当代第一科学家”及“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可见其在科学上的成就及其受人推崇的情形。但爱因斯坦的真正伟大，应在于具悲天悯人、为别人而活的利他胸怀，他拥有一颗不爱财、不求名、清新寡欲的赤子之心，是“真正”科学家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