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广东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火车头，那么珠江三角洲地区，正是这个火车头的发动机。在全中国年GDP超过三千亿人民币的十三个城市中，广东占据了四个，广州和深圳排名最前列，东莞和佛山也在其中。而有可能在近年内加入这个俱乐部的广东城市，还有珠海和中山。这一点，其他任何省份都无法相比。
 
然而近来珠三角经济出现转型，被各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各路学者、专家也纷纷发表高论，还开出了很多处方。笔者这里想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珠三角的转型。
 
世界经济运行的层次效应

从一八七零年到一九七零年这一百年间，西方经济的工业变革完成了从机械化到电气化，从电气化到自动化的工业变革。从一九七零年至今，世界经济又经历着资讯化、绿色化的产业变革。每次变革，当地经济都要转向发展新经济类型，以便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同时旧经济类型产业要向较不发达的地区转移。这就出现了经济运行的层次性。
 
如果把一个地方的经济体看作一个生命体、一个人，比如美国的纽约、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中国的珠三角等，如果把它们看作一个人，我们就能找到他们的相同之处。

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有高有矮、有肥有瘦、有黄种人有白种人等，但是，他们的血液系统却有着相同的结构和规律。从这个角度去看各个经济体的运行规律，就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之处，把别处的经验为我所用。经济运行系统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就像是一个人的血液系统，换句话说，全球每个经济体的经济运行规律是有迹可循，可以学习和借鉴的。例如，温哥华的经济运行规律与珠三角的经济运行规律是相同的。
 
经济运行中的输血功能和造血功能

从源头上说，欧洲的工业技术创新，造就了西方工业国家经济的蓬勃。其后，由于成本、环保等因素，他们的经济发生转型，从工业制造向高技术和服务业转变，原来的工业型经济就要向其他地区转移。
 
这种转移就激发了香港、台湾等地经济的腾飞。对于这些地区来说，这种转移就像是一种输血功能，大量新鲜血液输入，为这些经济体注入了活力。于此同时，外来的经济活动又激发了当地的经济创造力，当地经济产生了造血功能。这样，输血功能和造血功能共同作用，令香港、台湾等地的经济，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短短的二十多年里，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西方工业型经济转移，激发港台经济腾飞。图为香港繁华夜景。（Getty Images）

八十年代后，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同样要出现转型，向较不发达的地区转移，中国大陆未赶上上一波世界工业浪潮，这次总算把一只脚泡进去了，珠三角成为这次经济转型的最大受益者。
 
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

珠三角经济得益于开放之先，但一开始就显得有点跌跌撞撞的。首先遭遇的是从供血不良到血液逼暴血管的境况。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珠三角被当作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试点，等于在一个铁桶上开了一个口子，把国内其他省份的资金都引向了广东。
 
由于这些资金是被高息或官家子弟吃回扣而吸引来的，因此主要是投向了房地产，那时的圈地运动已经到了疯狂阶段。
 
记得九十年代初的广东惠州市，笔者有一个朋友揽到一笔资金，在一段规划中的高速公路的十字路口路段，透过关系买下了一块地，加上买通关节的费用，当时的地价大约是三十万元人民币一亩。那块地在半年时间内，价格翻了一倍，平均每星期涨价一万多元一亩。要知道那里还是一片农地，什么都没有，只是在卖一个预期。那时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如果能拿到三百块都已经是很不错的了（笔者那时已经有令人羡慕的工作，薪水大约三百五十块）。可想而知这种疯狂的程度。不过两年后，我这位朋友赚到的上千万，连同借贷的几百万本金，全部蒸发，从此一蹶不振，这是后话。
 
现在四十岁以上的广东人应该对这段历史还有一点印象，当时房地产市场有一句口号：“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惠州。”据保守估算，九十年代初，全国各地有超过两百六十亿的热钱涌入惠州。而在整个珠三角，据信全国大约40％的现金都流向了那里，以致很多内地银行没有现金，央行见势不妙，才猛然收紧银行政策，大量非法或灰色资金被迫抽离，房地产资金链断裂，引发了大量烂尾楼，好多年都没有缓过来。这次教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深思，反而给当权阶层、与权力有关联的阶层一个很好的权钱交易的示范，也成为珠三角经济造血功能不足的一个主因。
 
所幸的是，其时恰逢港、澳、台产业转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涌入珠三角。那时笔者时不时地从广州坐车到深圳出差，看到一家家工厂在公路两旁冒起。几年下来，广深公路两旁就见不到农田了。不过，可惜的是东莞市“鱼米之乡”的美誉从此消失。

昔日农田已被烟囱与厂房取代。（Getty Images）

 经济运行与权力架构冲突阻碍珠三角

最近几百年西方世界的经济繁荣，其经济活动主要根基于政治制度和经济运行的自由。而经济运行的规律本身就像液体流动一样是自由流动的。作为一个权力机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应该是宏观的引导而不是直接插手和侵蚀。

香港早在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就已经进入珠三角地区，但是大多倒闭收场。笔者记得那时很多企业是以合资、合作企业的方式出现，这种方式把当地的经济力量纳进了经济运行的轨道上，本来是非常有利于当地经济力量的成长，为以后的经济创新和转型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但是，由于中方的运作模式还是行政指导的方式，而西方的模式是自由经济运行的模式，两者之间就必然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所以，八十年代后珠三角的外来企业大多数是来料加工的形式，这种方式导致原材料、产品销售、资金运作、管理等都在外面，因为没有了行政命令因素的羁绊，这种运作模式在珠三角成功落地，成为经济主流，珠三角基本上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加工厂。

八十年代后珠三角的外来企业大多数是来料加工的形式。图中人员正在对木料进行切割加工。（Getty Images）

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出现这样的局面还情有可原，但是，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中国的市场经济蜕变成了“政府经济”或“官僚经济”，政府在中国大陆不是一只“无形的手”，而是一只有形的手！它直接插手经济，它可以调动所在范围和地方的一切资源，却可以不为这一切所付出的成本、代价、风险和损失负责。笔者引用安徽政协常委汪兆钧二零零七年给胡温的公开信上的说法：“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在官僚们的兴趣点上会突飞猛进；在他们的兴趣之外，则艰难求生，如众多的民营企业；而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则是破坏和倒退！”
 
当地政府的“兴趣点”在哪里呢？是在那些政绩工程上、在那些有回扣的经济活动中、在亲戚朋友的生意上。笔者记得在九十年代初，坊间流传着时任顺德市市长的黎子流先生的一句名言：“只要经济搞上去了，我们的干部拿一点、吃一点也是无可厚非的。”
 
说实在的，与内陆地区的官员相比，珠三角的官员们还是比较务实和有创新精神的，他们也确实干了不少实事。但是，在这种没有制约的权力架构中，要求他们像西方国家民选官员那样，真正关注民众的利益，那也是太苛求了，他们关注的只能是如何把外商拉进来，把政绩快速搞起来，积累稳住官位和向上爬升的资本，然后赚自己的钱。
 
珠三角三大官商经济模式

所以，在这样的机制下，笔者总结当地政府的自主经济主要在三块：房地产、娱乐业和灰色进出口贸易。
 
房地产业一直是地方官员们主要的兴趣点，九十年代初，不少地方利用廉价的土地建起了各种工业区，靠向外商出租厂房，为当地政府赚了不少钱，当地人也靠这些租金过了不错的生活。例如在广州市郊的红星乡，村民们人均每个月能领取到大约四百元的租金收入，成为小有名气的富裕乡。
 
不过，土地毕竟是有限的，这样的租金经济是没有发展后劲的，再加上由于对权力的监督形同虚设，官员们私下转卖土地肥私的事件越来越多，导致了今天官民冲突的频频发生。另一方面，当时因为钱来得容易，不少村民特别是年轻人变成了富裕的游民一族，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吃喝嫖赌的事渐渐风行。
 
娱乐业也是地方官员的另一兴趣点。因为外来人口增多，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兴起，酒店、歌厅、娱乐城遍地开花。网上传言，前深圳市市委书记张高丽调到天津市当市委书记后，在一次市党校发表高论，说：“一个城市、地区是否繁荣，有六个指标：股市、高楼大厦、轿车数、舞厅酒吧、博彩业、会展场所，缺一不成。”

 酒店、歌厅、娱乐城兴起。（法新社）

笔者认为其可信程度很高。从经济的角度看，娱乐业可以划归为服务业，但是，珠三角的娱乐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服务业，直截了当的说是色情业，它在珠三角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不过，笔者从未见到任何一个经济体把色情业划进经济竞争力的范畴。它会把一个经济体的人文环境毁掉，最终毁掉的不仅仅是经济。
 
另一个官员的兴趣点就是灰色进出口贸易。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广州番禺市有一个闻名全国的电器批发市场，这个名叫“番发”的市场不大，只有大约两个足球场大小，但却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前来，那里一个大约十五平方米的铺面，高峰时的转让价超过一百万元人民币，在那时三百元月工资的打工一族眼里，那可是天文数字。
 
这个市场出名的原因，是因为那里的电器从国外进口，但是几乎是免税的。究其原因，问题出在进出口环节上。不只是在番禺，在整个珠三角，只要有港口或海关的地方，就有这种灰色进出口贸易，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跨部门的利益链，链上的受益者包括当地政府、海关、商检、边检、工商、税务及其关系户等。时至今日，这种贸易仍然大行其道。
 
举例来说，一家公司要进口废铜线，海关有可能会要求提供商检证书，证明其含铜量，商检到现场抽样，然后出具证书，海关凭含量打税，一切都是符合手续的。但是，按95％的含铜量打税还是25％的含铜量打税，个中的奥妙读者自己都可以想像得到。笔者不想把它说成是走私，因为这种事在全球的进出口环节上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把戏。
 
因为这种手法钱来的容易，失败的成本也不高，就算露了馅，出了事，大多数都能由各方官员摆平，所以，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珠三角经济运行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这种方式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也是难以为继的，毕竟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东西，现在中国政府对此抓得越来越严，各利益方在手法上也不像以前那样胆大妄为，变得更为小心谨慎，对经济的影响度也就弱化了。

珠三角没有真正形成竞争力

经济体的竞争力很多时候体现在自主创新的能力上，也就是本土的创业能力，笔者称之为“硬性”竞争力，也就是一个经济体的造血功能。
 
目前珠三角也在提倡自主创新，但是由于权力结构的特殊性，珠三角并没有真正鼓励本土创业。因为这样做所花费的时间要很长，精力的投入要很大，而且政府的职能要从“官”转移到服务上，所以也就不在官员们的兴趣点上。自主创新要再次依赖外部的帮助实现转型，而目前看不到外资存在帮助珠三角经济实现转型的动力。
 
珠三角不但对本地人的创业不重视，对外地人的关心也就更少了，特别是对待打工者阶层，更是漠视，没有形成一个“软性”竞争力。
 
什么是“软性”竞争力，这里举一个微软的例子。微软于二零零七年九月在温哥华成立一个新的研发中心，微软加拿大公司总裁索尔根（Phil Sorgen）就表示，微软决定选址温哥华作为它新的软体发展中心，是看中了温哥华吸引顶级科技人才的能力。索尔根说：“温哥华是一个拥有不同族裔的国际性的门户城市，包容性使得在这里寻找最好的科技人才成为可能。”
 
他说，现在的优秀雇员选择供职的公司，已经不仅仅是考虑收入因素了，是否能得到很好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是否能够得到教育机会以及娱乐等，都是影响职业选择的因素。“温哥华具备这一切。而且温哥华所提供的环境我们相信是我们的员工所喜爱的工作以及生活环境。温哥华这个地理的优势可以帮助我们吸引到顶级人才。”

这种“软性”竞争力是一种吸引人才聚集的过程。反观珠三角，政府不但没有构建这种“软性”竞争力，反而在破坏着这种人文环境。如打工大学生孙志刚被关押在广州收容所时被打死的事件，工人与企业主有纠纷时，企业主与当地政府联手，甚至透过黑社会，强行打压，这样的新闻常常出现于报端。

 二零零四年五月，深圳农民不满农地被强行征收，与武警发生冲突。（法新社）

珠三角经济成功转型的出路何在

珠三角经济成功转型的出路在哪里？目前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发表了很多高论。比如有的大陆学者认为，珠三角经济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透过“泛珠三角地区”的区域合作，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
 
本人不敢苟同，“政治稳定”其实是维持现有官僚体制的另一种蒙人的说法而已。当经济改革到了一定阶段，政治改革的停滞就会阻碍经济发展的步伐，这已经成为共识，目前珠三角需要的不是政府的“捆绑”，而是进一步“松绑”。
 
一位智者曾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因为中共有多大的本事、有多了不起，中国今日的经济繁荣，是中国人的勤劳、智慧的结晶，中共只是把套在中国人脖子上的绳子松开了一些而已。

中国今日的经济繁荣，是中国人的勤劳、智慧的结晶。（Getty Images）

珠三角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个说法，一部份当地的民众（包括外省过来创业的）通过自己创业，形成了自主创新的能力，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建立起了自己的竞争力，在深圳，据估算大约有40％的企业已经转型为高科技企业，在中山、顺德和南海等地，当地人设计或来样生产的小家电、小五金产品在出口和内销上，都占了不小的份额。
 
这个群体在这次的经济转型中，也先知先觉，主动出击，几年以来他们把研发、资金等的根留在珠三角，加工厂部份则北移发展。笔者在这里对他们表达深深的敬意，他们是真正的精英。
 
诚然，自由经济体系不是万能的，自由经济体系下的经济转型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纵观前苏联、东欧等专制体制下的经济体系，还没有哪个有真正成功的经验，相信中国也不会例外，如果中国能尽早结束一党专制，早日实现真正的自由经济，笔者相信，凭籍着珠三角人的聪明才智和现有的经济基础，再结合外国的成功经验，珠三角经济的成功转型将得以早日实现。◇

　（本文作者为原广东省经贸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