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原陕西省朝邑县东社乡新东社村人。
 
一九五五年，国家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一九五六年秋，政府组建了第一批远迁宁夏的青壮年先锋队，并发出了“迁一家，保千家”、“一人迁，万人安”的鼓动口号。广大群众的心震动了，故乡难离的表情出现了。我是共青团员和积极份子，曾先后参加过两次朝邑县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份子代表大会。我一方面积极开展移民宣传工作，一方面踊跃回应政府的搬迁号召。当时初级社主任和乡干部觉得我家困难拖累太大而不想让我第一批去宁夏，但我看到老年人及妇女哭哭啼啼、难舍难离的场面，使国家的迁移计画受到影响，于是自己便带头报名搬迁，成为前往宁夏青壮年先锋队的骨干。我的举动受到了乡政府的表扬，乡文书还为我整理了典型材料，送给陕西报社进行报导。
 
第一次搬迁：一九五六年八月，我只身一人参加第一批青壮年先锋队，迁移到了宁夏的陶乐县，家里其他人仍在库区生活。初到此地一看，西边两里是黄河，东边两里是大沙漠，南北二十多里长，像个大海中的岛屿，根本没有人烟，预先做好的、挖地三尺的地窝工棚，便是我们先锋队的住室。这里的土地是自古以来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喝的地下水是苦咸的，简直就是原始社会的那种荒凉环境与生存条件。当晚就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连夜逃跑了。这些人逃到陕西的朝邑县老家，却被政府派人抓回宁夏。就这样，移民们逃了又被抓，抓了又再逃。我是在当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逃回老家的，诉苦后，全家人抱着哭在一起。
 
第二次搬迁：一九五七年夏季，在陕西地方政府的强势鼓动与组织下，我和全家十一口人被搬迁到了宁夏陶乐县月牙湖大队头道敦落户。这地方全都是处女地，是荒无人迹的旱地。全家十一口人的生活没有着落。当自己每天面对现实的缺粮困境，我就喊：天啊，我们该怎么活下去呀？！

在宁夏苦苦煎熬的六个年头中，我的父亲和舅父终因长期挨饿，加之患病后无钱医治，而于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相继去世；老奶奶和四弟被在陕西澄城县冯原公社东仁卓村定居的叔父接回陕西养活，我的大妹出嫁，剩下老娘带着我们五个孩子在宁夏艰难度日。当时的粮食标准越来越低，有时侯甚至降到了每人每月七斤糜子（带壳）。真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句话，我终生终世都实难忘记在宁夏那痛彻心肺的六年血泪啊！！

第三次搬迁：由于众多移民在宁夏无法生活下去，为闹“返陕”而屡屡到北京上访，一九六二年三月，中央终于批准迁居到宁夏的移民全部返陕。于是，我们全家所剩下的六口人便返回陕西，被政府安置在合阳县项村，暂时居住在该村群众家里。
 
第四次搬迁：鉴于我的老奶奶和我叔父在澄城县生活，我们一家又是在合阳县生活，这样多有不便。因此，我们两家人总想居住在一起，以便相互有个照应，遇事也可让叔父帮我家作主。于是，经我和叔父多次请求澄城和合阳两县的移民局，他们出于对我们的同情和理解，最后终于同意将我全家重新安插到澄城县我叔父的村子。一九六三年五月，我们全家六人又从合阳县项村，搬迁到了澄城县冯原公社东仁卓村。
 
第五次搬迁：我们在东仁卓村生活了一年后，因该村地处旱原沟壑地区，土地脊薄产量甚低，加之人多地少，故当地政府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又决定将我家迁到本公社的蔺家岭村，住在一孔小窑洞里，一住就是十年。

生活在窑洞内的一家人。（Getty Images）

第六次搬迁：随着我的几个孩子的年龄不断增长，我们全家六口人在一孔小窑洞里实在无法居住和生活，于是，我便在蔺家岭村外一里远的地方自费建了两孔一院的新窑洞。由于此地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十分落后，生活还是难呀，每人一年的口粮以红薯折粮仅为两百多斤，全家人一年到头还得靠吃野菜充饥。
 
第七次搬迁：一九八五年，中央批准移民返库定居，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极了，因为库区终究是生我养我和先辈流传的老家啊！但面临的却是“自迁”、“自搬”、“自建”的安置政策，我家人口较多，加之经济拮据，何以实现“三自”，于是我又犹豫了。过了四年之后，我终于搬迁到库区的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
 
第八次搬迁：返到库区，我家一贫如洗，全家人的生活还是没有保证，国家对移民的补助款与扶持款我也没有得到一点，只是靠着种地务农维持生计。几年间，我先后给成年的四个孩子完了婚，还埋葬了八十二岁辞世的老娘，从此又使我家债台高筑。
 
总之，从一九五六年到二零零六年的整整五十年里，我先后八次搬迁，八次建房，包括垒炕头、垒锅台，确实累得我们全家人身衰力竭，简直就是在垂死挣扎。
 
说到此，我热泪满面，自己真是为活命、为儿女成人、为怀念几十年生我养我的故土，而使我实实在在受尽了人间的千难万苦－－心血劳干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