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搬遷的故事

文 ◎ 趙德龍（大荔縣平民鄉平民村返庫移民）‧李萬明 ◎ 整理

我是原陝西省朝邑縣東社鄉新東社村人。

一九五五年，國家決定修建三門峽水庫。一九五六年秋，政府組建了第一批遠遷寧夏的青壯年先鋒隊，並發出了「遷一家，保千家」、「一人遷，萬人安」的鼓動口號。廣大群眾的心震動了，故鄉難離的表情出現了。我是共青團員和積極份子，曾先後參加過兩次朝邑縣社會主義建設積極份子代表大會。我一方面積極開展移民宣傳工作，一方面踴躍回應政府的搬遷號召。當時初級社主任和鄉幹部覺得我家困難拖累太大而不想讓我第一批去寧夏，但我看到老年人及婦女哭哭啼啼、難捨難離的場面，使國家的遷移計畫受到影響，於是自己便帶頭報名搬遷，成為前往寧夏青壯年先鋒隊的骨幹。我的舉動受到了鄉政府的表揚，鄉文書還為我整理了典型材料，送給陝西報社進行報導。

第一次搬遷：一九五六年八月，我隻身一人參加第一批青壯年先鋒隊，遷移到了寧夏的陶樂縣，家裡其他人仍在庫區生活。初到此地一看，西邊兩里是黃河，東邊兩里是大沙漠，南北二十多里長，像個大海中的島嶼，根本沒有人煙，預先做好的、挖地三尺的地窩工棚，便是我們先鋒隊的住室。這裏的土地是自古以來從未開墾過的處女地，喝的地下水是苦鹹的，簡直就是原始社會的那種荒涼環境與生存條件。當晚就有百分之四十的人連夜逃跑了。這些人逃到陝西的朝邑縣老家，卻被政府派人抓回寧夏。就這樣，移民們逃了又被抓，抓了又再逃。我是在當年農曆臘月二十三日逃回老家的，訴苦後，全家人抱著哭在一起。

第二次搬遷：一九五七年夏季，在陝西地方政府的強勢鼓動與組織下，我和全家十一口人被搬遷到了寧夏陶樂縣月牙湖大隊頭道敦落戶。這地方全都是處女地，是荒無人跡的旱地。全家十一口人的生活沒有著落。當自己每天面對現實的缺糧困境，我就喊：天啊，我們該怎麼活下去呀？！

在寧夏苦苦煎熬的六個年頭中，我的父親和舅父終因長期挨餓，加之患病後無錢醫治，而於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相繼去世；老奶奶和四弟被在陝西澄城縣馮原公社東仁卓村定居的叔父接回陝西養活，我的大妹出嫁，剩下老娘帶著我們五個孩子在寧夏艱難度日。當時的糧食標準越來越低，有時侯甚至降到了每人每月七斤糜子（帶殼）。真正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一句話，我終生終世都實難忘記在寧夏那痛徹心肺的六年血淚啊！！

第三次搬遷：由於眾多移民在寧夏無法生活下去，為鬧「返陝」而屢屢到北京上訪，一九六二年三月，中央終於批准遷居到寧夏的移民全部返陝。於是，我們全家所剩下的六口人便返回陝西，被政府安置在合陽縣項村，暫時居住在該村群眾家裏。

第四次搬遷：鑒於我的老奶奶和我叔父在澄城縣生活，我們一家又是在合陽縣生活，這樣多有不便。因此，我們兩家人總想居住在一起，以便相互有個照應，遇事也可讓叔父幫我家作主。於是，經我和叔父多次請求澄城和合陽兩縣的移民局，他們出於對我們的同情和理解，最後終於同意將我全家重新安插到澄城縣我叔父的村子。一九六三年五月，我們全家六人又從合陽縣項村，搬遷到了澄城縣馮原公社東仁卓村。

第五次搬遷：我們在東仁卓村生活了一年後，因該村地處旱原溝壑地區，土地脊薄產量甚低，加之人多地少，故當地政府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又決定將我家遷到本公社的藺家嶺村，住在一孔小窯洞裏，一住就是十年。

生活在窯洞內的一家人。（Getty Images）

第六次搬遷：隨著我的幾個孩子的年齡不斷增長，我們全家六口人在一孔小窯洞裏實在無法居住和生活，於是，我便在藺家嶺村外一里遠的地方自費建了兩孔一院的新窯洞。由於此地自然條件惡劣，經濟十分落後，生活還是難呀，每人一年的口糧以紅薯折糧僅為兩百多斤，全家人一年到頭還得靠吃野菜充飢。

第七次搬遷：一九八五年，中央批准移民返庫定居，我聽到這個消息後高興極了，因為庫區終究是生我養我和先輩流傳的老家啊！但面臨的卻是「自遷」、「自搬」、「自建」的安置政策，我家人口較多，加之經濟拮据，何以實現「三自」，於是我又猶豫了。過了四年之後，我終於搬遷到庫區的大荔縣平民鄉平民村。

第八次搬遷：返到庫區，我家一貧如洗，全家人的生活還是沒有保證，國家對移民的補助款與扶持款我也沒有得到一點，只是靠著種地務農維持生計。幾年間，我先後給成年的四個孩子完了婚，還埋葬了八十二歲辭世的老娘，從此又使我家債臺高築。

總之，從一九五六年到二零零六年的整整五十年裡，我先後八次搬遷，八次建房，包括壘炕頭、壘鍋臺，確實累得我們全家人身衰力竭，簡直就是在垂死掙扎。

說到此，我熱淚滿面，自己真是為活命、為兒女成人、為懷念幾十年生我養我的故土，而使我實實在在受盡了人間的千難萬苦——心血勞幹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