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中國和美國人的末日心態，會發現兩者既遙遠、又接近。說起來，東、西方的末日情結還很有聯繫，有些西方人甚至認為，結束他們的文明、給西方帶來末日的，就是東方人甚至漢人。

菲利普•諾蘭（Philip Nowlan）六十年代出了一本書叫「二四一九年的阿瑪吉多頓」（Armageddon 2419 A.D.），後來又出版了續集「空中霸王的漢人」（The Airlords of Han）。後來兩本書合併了起來平裝再版，書名還叫「二四一九年的阿瑪吉多頓」。

這本有趣的書講的是二十五世紀的美國人。二一零九年美國被漢人征服，三百年後反抗開始。亞洲侵略者有先進的科技和飛機，上面有具有分解能力的射線武器，射線打到什麼東西上面，這東西就被分解、消彌於無形。佔領者的漢人經常襲擊叢林中美國人的棲息地，讓這些「野蠻的」美國佬疲於奔命，使之不能成為漢文明的威脅。

當然了，就像任何不辱民族使命的作家都會做的，最後諾蘭說，在叢林中躲著的美國人悄悄的又重建了他們的文明，並開發出「超子」（ultron）和「惰子」（inertron）的新技術進行反抗。超子是隱形、不反射任何東西的物質，光、電、和熱量都能穿透它；惰子呢，是一種能抵禦重力的物質。如果一個人攜帶接近體重的惰子，他就可以飛快的大幅跳躍、奔跑。大概像袋鼠那樣吧，作者的想像力是蠻豐富的。估計中國的「憤青」（註一）會喜歡這樣的小說，至少是前半部份。

中國人的末日情懷應該說是從最近五十年開始的，因為以前我們普遍的相信人們死後或者去西天極樂世界、或再度轉世投胎、或去豐都鬼域。人們把死亡看成是「紅白喜事」中的白喜，沒有那麼恐懼的。

為什麼當代中國「末日」一詞會如此諱莫如深、讓人唯恐避之不及呢﹖看來是有人害怕末日，或有關末日的討論、警世預言、及有關末日的準備。末日和救世是緊密相聯的，因為末日的存在，人們需要被救度，而認為「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的人，自然要極力否定末世的可能，也造成社會對「末日」的恐懼和拒絕。

紅朝鎮壓正信時，曾用「世界末日」做為鎮壓的藉口。且不論這個指控是否屬實，即使是這樣，就如基督教等正教所傳播的那樣，宣揚世界末日、警醒世人、要求人們自我節制、回顧傳統，對社會都是有益的。忌諱末日的人們，倒是整天在幹著走向末日、在環境、生態上走向自我毀滅的行為。

中國的「普法日」被訪民改成「申冤節」，也很說明社會的普遍心理。訪民把天安門上的「世界人民大團結」作為理由，要求把冤情向外國記者陳訴，也是古今奇觀。伸冤不理，充耳不聞，任由怨氣聚集，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鴕鳥心態，也是權貴層缺乏智慧、缺乏戰略眼光的末日心態。

中國高層新一屆組成不到兩個月就感到了「危機意識」，警告各地諸侯針對出現的「管治危機」，要增強執政的自覺性。可惜的是，官方學者開出的藥方不能對症下藥，認為「管治危機」不同於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這就讓人更加擔心。社會危機歸根結底，都是經濟利益衝突的危機；而在中國，經濟危機的肇因，則是政治危機。否認危機的存在，和否定末日的存在一樣，只能讓人們陷於準備不足的窘迫境地。

米開朗基羅的《最後的審判》，掛在梵蒂岡的西斯汀教堂裡，五百年來在時刻提醒著西方人末日的到來。如果國人也聽得進類似的提醒，在危難真正到來之前，我們也許會有更好的心理準備。不知觀賞西斯汀壁畫的人們，是否知道審判也許已經到來；當有人問你是否贊同普世價值，比方說真誠、善良、忍讓的時候，審判在那一瞬間可能就完成了呢。

註一：「憤青」（憤怒青年簡稱）在大陸網絡上已經可以指代所有觀點極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