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土地本从来是我们的嘛！”大荔县迪村乡仁西村村民许先生在回答新纪元记者问题的时候干脆地说，“我们的土地被收了，现在也不还，共产党从来就没作好事。”

许先生的话，可以看作是陕西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移民的共同心声。在一份《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上，七万多库区移民表示那些土地“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这种直接了当的表白，实际不仅仅是反映出库区七万农民的心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全中国八亿多农民的共同愿望。
 
老子的土地

陕西七万农民的宣言，短短一千多字，但却涉及了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问题。第一是土地所有权问题，第二是基层民主问题，第三是杜绝官员腐败的问题。“这是老子的土地”，陕西库区农民虽然没有使用文雅和理论性更强的语言，但却一语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暴力革命分为三个阶段，除了中间抗日战争之外，前后两次分别称为“第一次土地革命”和“第二次土地革命”。按照中共的解释，夺取土地是这些革命的重要手段。中共的土地革命，是先把土地分给无地农民，随后在以人民公社的名义收回，成为政府拥有，实际上就是中共自己拥有。中国宪法规定，所有土地由国家拥有。但在土地法中，耕地的使用权由集体所有。目前，这个集体为行政村，农民必须向村“集体”承包土地耕种，本身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因此若从本质上来说，中共夺取和维持政权，就是依靠土地所有权达成的。而山西库区农民的宣言，可以看成是中国底层农民自发“土地革命”的一份纲领文件。
 
陕西七万农民的宣言说：“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占有私分行为。我们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这种土地形式不能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权利，这种‘村集体’常常不能真实反映全村农民的共同意见，无法阻止官员和黑势力对土地和其他农民利益的非法侵占。”
 
长期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的中国作家郑义，曾经撰写了描述中国生态问题的著作《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紧急报告》一书。他表示：“我那本书写了几十万字，其实最后就归结成为一个问题，土地所有权。”他认为中国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是中国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土地所有权回到农民手中，中国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私有产权是民主社会的基础，没有土地权，农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因此中国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根本否定共产制度

中国的三农问题被北京称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中国大陆的理论界在近年一直争论如何走出三农的瓶颈，但农民却基本被排除在这些讨论和辩论之外。“谁说中国农民愚蠢，陕西库区的这些农民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权，比那些自由知识份子的高谈阔论高明不知多少倍。”郑义高度评价陕西农民的这份“宣言”：“这可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其重要性可能不亚于美国的独立宣言，因为他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两方面，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就是人民全面否定共产制度。”
 
这并不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宣言，对于陕西库区农民来说，它实际是总结了他们自己的行动。“零五年、零六年我们都在那些地上耕种，政府则用拖拉机毁掉庄稼”，大荔县某村的库区移民黄先生介绍说，“但我们会一直争下去”。
 
正因为这份“宣言”不但有说法，更有实际行动的支援，所以陕西地方政府和北京都感到了恐慌。陕西渭南市政府在宣言发布之后的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县政府部门“不要轻举妄动”，听从上级的统一部署。

当年三门峡大坝截流。

官员牟取土地利益激怒民众

五十年代中因修建三门峡水库搬迁的二十八万移民，目前已经繁衍至六十多万人。据渭南市移民局官员李万明的介绍，当初按照十五万人回迁库区的估计，以人均两亩地的规划，总共从国有农场和军队部门要回了库区的三十万亩土地。但在八十年中期移回库区的只有大约七万四千农民，因此有大约十五万亩土地并没有还给农民。这些土地被移民机构官员把持，低价租赁给官员的家属和关系户，再转租牟取暴利。
 
“一些人通过贿赂或其他关系，每亩租出来大约六七十元，转租后成了每亩四百元，那些贪官和关系户坐收地租，成了现代的大地主。”李万明对此非常愤怒。他在过去十多年多次上报情况，却成了渭南下属各县官员的眼中钉，多次被抄家甚至非法关押。
 
“我们自己的土地，却要我们用高价租来种”，潼关市某村的库区移民关先生接受新纪元采访时说：“我现在种的地，就是我爷爷当年种的地，却要花三百多元从私人手里租来种，共产党玩的花招，我们都看透了。”

收回土地所有权并不容易

渭南市管员李万明虽然同情库区移民，也同情他们收回土地所有权的作法，但却认为这必须要和政府协商，在政府的安排下行事。
曾经在中国政府纪委工作多年，现在旅居美国的方觉也认为，收回土地所有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中国宪法和土地法都规定土地是国有资产，农村土地使用权是集体所有制，所以陕西库区农民的宣言，可能被认为违宪。”
 
方觉曾经作为知识青年在陕西农村乡下待过四年，虽然十分同情农民的境况，但他却不认同激化矛盾的做法：“如果这些库区农民采取行动，可能导致中共无法下台，最后激化矛盾。”
 
不过郑义认为，陕西农民的宣言象征意义不容置疑，而即使不采取强硬的行动，但却不放弃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同时也不放弃采取行动的权利，将构成对中共政权致命的威胁。“如果中国农民都作出这样的宣布，等于是全部人宣布独立于中共的政权体制，中共是否能够继续存在就成了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