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土地」挑戰共產體制

文 ◎ 季達

「這些土地本從來是我們的嘛！」大荔縣迪村鄉仁西村村民許先生在回答新紀元記者問題的時候乾脆地說，「我們的土地被收了，現在也不還，共產黨從來就沒作好事。」

許先生的話，可以看作是陝西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移民的共同心聲。在一份《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的公告上，七萬多庫區移民表示那些土地「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這種直接了當的表白，實際不僅僅是反映出庫區七萬農民的心聲，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全中國八億多農民的共同願望。

老子的土地

陝西七萬農民的宣言，短短一千多字，但卻涉及了中國所面臨的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面問題。第一是土地所有權問題，第二是基層民主問題，第三是杜絕官員腐敗的問題。「這是老子的土地」，陝西庫區農民雖然沒有使用文雅和理論性更強的語言，但卻一語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中國共產黨把自己的暴力革命分為三個階段，除了中間抗日戰爭之外，前後兩次分別稱為「第一次土地革命」和「第二次土地革命」。按照中共的解釋，奪取土地是這些革命的重要手段。中共的土地革命，是先把土地分給無地農民，隨後在以人民公社的名義收回，成為政府擁有，實際上就是中共自己擁有。中國憲法規定，所有土地由國家擁有。但在土地法中，耕地的使用權由集體所有。目前，這個集體為行政村，農民必須向村「集體」承包土地耕種，本身並不擁有土地的所有權。

因此若從本質上來說，中共奪取和維持政權，就是依靠土地所有權達成的。而山西庫區農民的宣言，可以看成是中國底層農民自發「土地革命」的一份綱領文件。

陝西七萬農民的宣言說：「我們將組織起來直接按農民平均畝數劃歸各戶永久佔有，結束各級官員多年來的非法佔有私分行為。我們摒棄土地的原『村集體』佔有形式。這種土地形式不能保證農民對土地的永久權利，這種『村集體』常常不能真實反映全村農民的共同意見，無法阻止官員和黑勢力對土地和其他農民利益的非法侵佔。」

長期關注中國農村問題的中國作家鄭義，曾經撰寫了描述中國生態問題的著作《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緊急報告》一書。他表示：「我那本書寫了幾十萬字，其實最後就歸結成為一個問題，土地所有權。」他認為中國土地所有權的問題，是中國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的關鍵所在，「只有土地所有權回到農民手中，中國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私有產權是民主社會的基礎，沒有土地權，農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因此中國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

根本否定共產制度

中國的三農問題被北京稱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中國大陸的理論界在近年一直爭論如何走出三農的瓶頸，但農民卻基本被排除在這些討論和辯論之外。「誰說中國農民愚蠢，陝西庫區的這些農民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權，比那些自由知識份子的高談闊論高明不知多少倍。」鄭義高度評價陝西農民的這份「宣言」：「這可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其重要性可能不亞於美國的獨立宣言，因為他從經濟上和政治上兩方面，宣告了一個時代的到來，就是人民全面否定共產制度。」

這並不是一個徒有其表的宣言，對於陝西庫區農民來說，它實際是總結了他們自己的行動。「零五年、零六年我們都在那些地上耕種，政府則用拖拉機毀掉莊稼」，大荔縣某村的庫區移民黃先生介紹說，「但我們會一直爭下去」。

正因為這份「宣言」不但有說法，更有實際行動的支援，所以陝西地方政府和北京都感到了恐慌。陝西渭南市政府在宣言發布之後的十二月十五日召開緊急會議，要求各縣政府部門「不要輕舉妄動」，聽從上級的統一部署。

當年三門峽大壩截流。

官員牟取土地利益激怒民眾

五十年代中因修建三門峽水庫搬遷的二十八萬移民，目前已經繁衍至六十多萬人。據渭南市移民局官員李萬明的介紹，當初按照十五萬人回遷庫區的估計，以人均兩畝地的規劃，總共從國有農場和軍隊部門要回了庫區的三十萬畝土地。但在八十年中期移回庫區的只有大約七萬四千農民，因此有大約十五萬畝土地並沒有還給農民。這些土地被移民機構官員把持，低價租賃給官員的家屬和關係戶，再轉租牟取暴利。

「一些人通過賄賂或其他關係，每畝租出來大約六七十元，轉租後成了每畝四百元，那些貪官和關係戶坐收地租，成了現代的大地主。」李萬明對此非常憤怒。他在過去十多年多次上報情況，卻成了渭南下屬各縣官員的眼中釘，多次被抄家甚至非法關押。

「我們自己的土地，卻要我們用高價租來種」，潼關市某村的庫區移民關先生接受新紀元採訪時說：「我現在種的地，就是我爺爺當年種的地，卻要花三百多元從私人手裏租來種，共產黨玩的花招，我們都看透了。」

收回土地所有權並不容易

渭南市管員李萬明雖然同情庫區移民，也同情他們收回土地所有權的作法，但卻認為這必須要和政府協商，在政府的安排下行事。
曾經在中國政府紀委工作多年，現在旅居美國的方覺也認為，收回土地所有權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中國憲法和土地法都規定土地是國有資產，農村土地使用權是集體所有制，所以陝西庫區農民的宣言，可能被認為違憲。」

方覺曾經作為知識青年在陝西農村鄉下待過四年，雖然十分同情農民的境況，但他卻不認同激化矛盾的做法：「如果這些庫區農民採取行動，可能導致中共無法下臺，最後激化矛盾。」

不過鄭義認為，陝西農民的宣言象徵意義不容置疑，而即使不採取強硬的行動，但卻不放棄對土地所有權的要求，同時也不放棄採取行動的權利，將構成對中共政權致命的威脅。「如果中國農民都作出這樣的宣布，等於是全部人宣布獨立於中共的政權體制，中共是否能夠繼續存在就成了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