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一支廉洁的公务员队伍，是过往香港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英国人根据西方的行政管理、法律制度、政治文化培养出来一支精英的公务员队伍，一直被视为留给特区政府的主体架构和宝贵资产。

九七之后，高达十八万的公务员队伍也面临体制的不断冲击。从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推出的高官问责制，到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刚刚通过的扩大政治任命制，公务员能否继续保持英国管治时期的政治中立考验着公务员队伍。他们的动态心态，值得关心政治的人的关注。

在港岛区补选战役中，两位香港前高官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相继加入竞选，大大增加了选举的可看度。一方面两人都具有较高的支持率，都是因为港人对前港英时代高级公务员有高度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两人在争取民主立场上走上了相反方向的道路，也反映出整个港英留下来的公务员队伍，特别是高官，在九七后经过一段表面平稳和缓的时期，在压力越来越大之下，出现了分化。

高官问责制否定公务员制度

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实施由立法会以三十六票赞成、二十一票反对而通过的“特区政策主要官员问责制”。这是中共收回香港主权以后最重大的制度改造，被视为否定了香港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公务员制度。

来源于英国的香港公务员制度，又称为文官制度，由非选举产生及非政治任命方式任命事务官。其特点是政治中立，和择优而任。公务员不会因执政党的更替而更换，公务员主要的工作是执行政策，而非制订政策；政策失败，公务员亦不用下台，以确保社会稳定。

香港的政策局局长原本也是公务员，只需向统领公务员的政务司司长负责，犯错不需要下台；要解雇公务员亦非常困难。由于这个制度有效的限制行政长官权力不会过大，引致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推行问责制改革，向局长和司长开刀。

改革后，新的政府行政管理组织架构在特区行政长官之下设三位司长及十一位问责制局长，他们将由政府政治任命，并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纳税人要额外为三司十一局问责官员每年支付数千万港元的薪酬；香港公务员最高的职位由政务司司长降为各政策局的常任秘书长；政务司司长的权力被削减，统领众局长的权力被削去，变成无兵司令。

外界批评此举为扩大董建华独裁化倾向，引起颇多不满。陈方安生其后于二零零一年以私人理由请辞，原因是反对高官问责制，认为公务员只能为局长承担错误，却分不到功劳。

香港前任特首董建华上任后推行高官问责制，被视为否定了香港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公务员制度，引起颇多不满。

北京部署逐渐渗透核心部门

关于高官问责制的出台原因，外界认为包括连续多年揭发多宗“居屋短桩事件”，引发要求官员问责的声音；亦有人认为由于董建华跟当时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不咬弦，使政策决定及执行上受阻，故当局认为需把统领公务员，包括政策局局长的权力完全置于行政长官之下。

香港民主党元老司徒华认为后一个因素是关键，这是从北京接收香港的整个策略去看。他在专栏中写道：北京在计画中，香港的回归要有一个过渡期，为时三至五年，尽力容忍抑制，以求社会和人心稳定。一方面，为了稳定人心，全部公务员留任，于是陈方安生由原来的布政司接任了政务司司长；另一方面则做种种部署，渗透控制关键部门，在完成过渡期后，使整个特区逐步置于脚下。

但没想到董建华的施政受到愈来愈大的反弹，民怨民愤愈来愈大，社会和人心愈来愈不稳。北京和董建华将过错归根与陈方安生和民主派，决定推行高官问责制，削减政务司司长的权限，亦即所谓“废宰相”，把统辖各局长和所有公务员之权，都收归特首一人手中，高度集权。陈方安生辞职后，接替的曾荫权也不被信任和重用，政务司司长去做了“清洁大队长”。

曾荫权推行扩大政治任命

二零零三年七一大游行后，民怨甚大的董建华被迫下台。本来背景和中共没有半点关系的曾荫权为求获得中共青睐，曾带家属回大陆寻根，追踪到自己是春秋战国时曾子的后裔，和统管香港事务的曾庆红同属一宗。据称，曾庆红获悉真相后极为激动，决定废董立曾，向胡锦涛推荐曾荫权。加上江泽民已全退，胡就很快拍板支持曾庆红废董立曾。

曾荫权接任董建华后，除了在政制改革问题上拖延，拒绝尽快给予港人普选，又推行扩大政治任命职位，对公务员制度进一步开刀。
今年十二月十四日，立法会以二十九票赞成、十六票反对，通过政府开设二十四个政治任命职位，包括新设十一个副局长和十三名政治助理，预计所需费用高达五千九百万元。这表示局长下将有两个班子，一个是常任秘书长与公务员同事，另一个则是由副局长、政治助理和私人办公室组成的政治班子。

曾荫权取代董建华担任新的特首后，继续向公务员体制开刀，十二月十四日在立法会强行通过扩大政治任命职位，进一步将公务员体制大陆化。

由于新设的政治任命角色，只是处理各方面的政治工作及与传媒维持紧密联系，以及加强与立法会联系等，很类似中共的党委系统，外界担忧进一步将公务员体制大陆化。建议受到泛民主派议员的普遍批评。

前政务司司长、现任立法会议员陈方安生警告，公务员的政治中立传统必将严重受损。她直指特首权力未得到适当制衡，增设副局长及政治助理，纯为巩固特首权位，只会令官场出现任人唯亲和权力倾斜，也会增加公务员和政治任命官员之间的矛盾，严重影响公务员的政治中立。

公务员靠核心价值来维系

在两任香港特首的辣手下，香港公务员体制很难维持过去政治中立的角色，而公务员队伍声誉也陆续受到影响。九七年前，香港的公务员队伍堪称是一支廉洁的队伍，声誉颇佳，香港人也以此为傲。但九七后，公务员贪污的情况日趋严重。

而以陈方安生为首的一批担任高官的公务员，对阵阵吹来的北风，或消极怠工，或辞职另谋出路，消极反抗。不少原来的港英高官，如任关佩英、邝其志、张敏仪等，都以提前退休告别政务官生涯。但另一批公务员，如叶刘淑仪、曾荫权等则选择向中共政策倾斜，或成为强推二十三条立法的干将，或在政制改革中扮演拖延普选的角色。

对于同样的公务员在主权移交后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选择？中国人权论坛召集人甄燊港认为，全世界的公务员系统都有一种核心价值来维持，一般来说，公务员会服从命令，但如果这种核心价值被冲击的时候，公务员有权不遵重命令，而且要据理力争，否则就会倒行逆施。

‘英国人的统治是大道无形的，不用教育市民要如何听政府的话，而是要求市民要遵守普世价值。因此，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在香港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历任的港督是直接受英国国会管辖，也就是香港的事务受到英国国会的监督，所以港督也不会倒行逆施的。香港公务员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公务员不会作威作褔那么严重，但如果公务员奴性重的话，后果就很不同。’

‘但九七后，董建华就不一样，他很习惯是“我说了算”，当他的作风违反了香港人的核心价值时，他自然会与公务员系统有冲突，除非公务员系统内的人全都变成走狗，因此，冲突是不能避免的。所以为何董建华上任后出现那么多矛盾，就是因为他的所为冲击着港人的核心价值。董建华眼看公务员不听命，就想到创造一层比公务员更高级的问责官员。对这些官员的主要要求是听话。’

二零零二年七月七日，香港特区政府通过高官问责制后，三万五千名公务员走上街头，爆发八九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香港政府立法裁减他们的薪金。

甄燊港回忆起七十年代中期，廉政公署成立不久，当时很多高级警官如葛柏等被调查，甚至被控贪污，结果有一次三千多名警察围住廉署，还打了廉署的一名高级人员，埋怨廉署害他们。当时的港督是麦理浩，他引用了殖民地条例第五条，条例的内容说，所有公务员均由于得到女皇的喜悦才可以服务英女皇，立即将三千多名警员解雇，退休金照样赔。当时麦理浩在公布他的决定前一天召见了几位传媒负责人，甄燊港当时是商台的新闻部总监。麦理浩向传媒解释他做出该次决定的原因。

甄燊港说，三千多名警员被即时解雇，但社会没有抗议声音，市民还鼓掌！因为那些警察冲击了港人的核心价值，而港督的处理手法是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当你在维护一个核心价值的时候，你就可以强势，当你在破坏一个核心价值时，还想别人来支持你，那真是缘木求鱼！董建华、叶刘淑仪乃至曾荫权都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甄燊港强调，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人统治时代，香港基本上是和阶社会，那不是说中国人要做英国人的奴隶。

现居美国的政经评论人士石藏山则认为，七、八十年代香港的奇迹，是一个英式法制、西方现代管理（包括企业和社会）和中国式吃苦创业企业精神的结合。这如上海早年的奇迹一样，抽去了法制和公民社会的核心，就会变成一个纯粹中式的花花世界，和大陆的大都市没有什么区别。而一旦有大风大浪就完蛋。

现在香港人正是要通过双普选，来确保法制和公民社会的维持。如果没有普选，特首权力来源于钦定，整个香港公务员体制就变成了一个高效的协助中共的体制，最后必然成为杀死香港社会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