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二月是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人类战争的历史可以说充斥着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屠戮，包括放下武器的士兵和平民。在古代历史上蒙古帝国对亚洲和欧洲中被征服城市的屠戮和奥斯曼帝国在夺取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屠城都是典型的事例。但在二十世纪历史上，《日内瓦公约》至少在原则和口头上被各国接受（后）；公然大规模屠戮和奸杀敌国首都的平民大概只有日本皇军才做得出来。

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和反思，在中、日两国有着意味深长的演变。根据中国学者王希亮二零零六年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上的论文，“早从一九九六年起，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就开始了南京大屠杀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并于一九六七年初用较大篇幅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一九七一年，《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出版了《中国之旅》，内揭露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战争罪行。战后以来一直被当局掩盖的、包括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内的日军反人道暴行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了海内、外尤其是日本社会各界的震惊。”

而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当面感谢日本首相，说要不是日本的入侵，共产党的革命就不会成功。有这样的毛主席语录，当年的中、日关系充斥着所谓“一衣带水”、“相逢一笑泯恩仇”之类的漫漫情话就不难理解了。除此之外，当时毛把日本看成是他对抗苏联的盟友，为了这个战略目的，日本的侵华罪行也就成了小菜一碟了。文革时流行过的小道消息说周恩来招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因田中提起他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曾在中国苏北连云港服役，爱喝当地的白酒，周要人用连云港的酒瓶和商标装上茅台酒送给田中，后者不胜感激。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南京大屠杀当年没有在中国得到应有的宣传和介绍就毫不奇怪了。日本一些右翼份子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说在中共当年出版的抗战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叙述中，很少有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内容和详细介绍。今天回过头来看，不但《毛泽东选集》中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从一九三七年十月底到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这一段是空白，就连共产党其它领导人当时公开和内部言论中，也很难找到从民族大义的角度慎重地提到这次悲惨事件，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的内容。相反，对国共摩擦造成国民党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件和其它所谓惨案──哪怕只死了几个人，例如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等──倒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又开追悼会又发表社论、公告和对记者的谈话，可以说做足了文章。有关这些史实人们可以查一下《毛泽东选集》就知道了。就连为毛泽东烧炭的警卫战士张思德死了，毛都慎重其事地写了《为人民服务》，还参加了追悼会。对比之下，起码死了三十万同胞的南京大屠杀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毛泽东等人当年对南京大屠杀的忽视其实不是偶然的，其深层原因在于无论是南京保卫战、还是南京大屠杀都和中共无关。那是国民党的事，死的是国民党的士兵，被害的是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南京居民。不过，要是毛泽东等人有这样的想法还算好，因为这表示他们毕竟还知道南京大屠杀。更可怕的是他们确实不知道南京大屠杀，日本军队无论在中国干了什么，只要和共产党无关，就进入不了他们的政治视野。

难怪有很多中国人在八十和九十年代在听到南京大屠杀之后深受震惊，似乎这是一个新的发现。

转自“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