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上有两本书，是俄亥俄州辛辛纳提市的基督教牧师罗奈尔得．维兰德（Ronald Weinland）写的。他在二零零四年出了第一本，叫《预言中的世界末日》；二零零七年他又出了续集，叫《二零零八年：神的最后目击》。维兰德在书中直言不讳的说，圣经中预言的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上亿的人们将在偿还业债中死去，二零零八年也标志着历时三年半的末日最后时刻的来临。有意思的是，基督教人士的这个说法和马雅人二零一二年的宇宙更新居然隐隐相合。

末日者，人类或人类文明终结之谓。对史前文明来说，今天人类文明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那个文明早已结束；从那个文明的角度看，其末日不仅已经到来过，它已经实现、过去了。因而，下一个末日的来临，就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既然走不出生死轮回的人都有末日，谈末日也就没什么好忌讳的。其实在天文学家看来，世界末日是肯定的。当太阳的热核燃料烧完、太阳死亡了，变成红巨星、白矮星、或黑洞时，太阳系内的地球也就玩完了，我们所理解的人类就没法存在了。

随着末日思维的滥觞，人们难免有末日心态、末日心结、末日情结等心理学上的说法，这也与人们所在国家的不同而各异。当然了，随之而来的，也有很多商业上的机会。

比方说保险业，其实就是做末日生意的。人寿保险虽名字好听，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体生命的末日到来时对未亡人的补偿。如果没有这个人的末日，就不需要买寿险；而买了寿险，就是在预先准备着被保人末日的来临。有趣的是，保险公司得以生存，就是可以有个人的末日，但不能有世界的末日。因为真的世界末日、大规模的灾难来袭时，保险公司是赔不起的，只能破产了事。精算师们每天在做的，就是计算着如何能得到足够的保费收入、而又不必把它们作为理赔金全部付出去。

中美两国人的末日情怀，大不相同。有人坦然有人愁、有人回避有人忧。情怀的差别带来人生信条、理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别，也颇有意思。

维兰德这类的提醒在美国比比皆是，美国人的末日心态也被薰陶已久。去教堂的人读启示录时，每星期都接受末日的洗礼。也许是听多了、久了，相信的恒信，不信的不信，饱和轰炸后都变麻木了。比方从居民储蓄率看，美国人只有1%上下，对未来几乎没有担心和恐惧，日子过得潇洒的很。

葛培理（Billy Graham）是许多华人、尤其是华人基督徒都熟悉的人物。半个世纪前，在葛培理刚出道的时候，《时代》周刊曾经派人去了解过他。葛培理后来说，这个记者是想把我从（基督教）中拉出来，看我是不是真的信、是否诚实。结果这个记者发现葛培理既真的信神、也很诚实，结果《时代》周刊一九五四年就把葛培理当成封面人物，说他是除了教皇之外，全世界最著名、最为人称道的基督教领袖。

今年八月一期的《时代》周刊葛培理又上了封面，因为人们发现，他居然影响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十一位美国总统。

葛培理为美国总统布道，从杜鲁门开始。这位没有教堂的布道人，通常在体育场内为成千上万的人讲道，让做市场行销的人们看得眼热。他为艾森豪维尔布道时，总统问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是否能上天堂；甘迺迪跟他探讨的，是人类世界会怎样结束。这可不是抽象的谈论，多亏了核武器的发明，人类的总统们第一次有可能把世界带入末日。

最有趣的，是甘迺迪被刺后继任的詹森，因为经历了死亡的阴影，他非常的怕死，总是与葛培理探讨这件事。相比之下，中共领导人是真够可怜的，干了坏事的，想谈谈死亡的话题呢，圈子里恐怕都没一个知心的、可以谈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