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奠基人、上海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在戴上右派帽子后，依然质疑毛泽东的所谓“革命群众运动”。他就毛泽东的名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着文质问道：“既然都在群众之中，为甚么还要出来？假如出来了，不肯回去了，为甚么要这样的来来去去呢？”

施蛰存教授不论戴不戴右派帽子，都以大胆敢说、直言不讳著称。他认为“群众运动”实际上是“运动群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假群众之手，打倒政敌刘、邓、周、以及一大批追随者，重新夺回统治权。毛泽东历来发动的群众运动都隐藏着见不得人的政治企图。他根本看不起群众，视群众为粪土，供他驱使利用，饿死打死几千万不在话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首先抛出文化艺术界和教育界为诱饵，诱骗天真幼稚的青年学生上当，走上街头扫四旧、大搞打砸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群众”发动起来后，步步深入，逐渐迫近他的真正目标。

一九六六年在恐怖的红八月中，北京市共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打死一千七百七十二人。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校长卞仲耘是血腥的文化大革命中为毛泽东祭旗的第一个牺牲品，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斗争”五个黑帮，即副校长卞仲耘、胡致涛、刘致平、正副教导主任梅树民和汪玉冰。红卫兵把五位学校领导人揪到大操场，黑墨浇全身，戴上用废纸篓做的高帽子，脖子套上“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一字排开跪下。

五位老师被乱棍横扫。木棍钉有钉子，一打下去就在肉上戳出洞来，血流如注。

红卫兵还不解恨，把他们拖到厕所淋屎尿。卞仲耘是“黑帮头子”，打得最重。经过两、三小时的殴打和折磨，卞校长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小绵羊”打倒在地，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有几个红卫兵踢她的身子、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物，大声咒骂她装死，对她吼叫：“黑帮份子，不好好改造就是这个下场。”不准送往医院诊治。

其他四人也被严重打伤。几经曲折，把她送到邮电医院，身体已经僵硬，死亡多时。卞仲耘死后，家人不敢声张，灵堂设在衣柜里。女儿发现父亲晚上把草席边缘都咬破了，因为不敢哭出声来。卞仲耘一九四一年便加入中共，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师大女附中工作，毕生兢兢业业服务于教育事业。她被迫害致死后，丈夫王晶尧和四个子女受到牵连。

师大女附中是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邓小平之女邓榕、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后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改名为“宋要武”）都是该校红卫兵的头头，刘少奇女儿刘平平也就读于该校。多年以后，她们对当时自己的作为似无反思之意。“天地君亲师”，尊师爱生是中国几千年来优秀的道德传统。学生打老师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破坏传统道德的恶果。

四十年后，大陆独立制片人胡杰将文革中第一个牺牲在毛泽东祭坛上的惨案拍摄了纪录片《我虽死去》。去年文革四十周年时，在卞仲耘的亲友学生和专家学者为她举行的纪念会上放映。电影回顾了发生在四十年前的这场浩劫，展示了那场发生在中国的血淋淋的红色恐怖。座谈会由学者郑仲兵主持。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和她生前战友李普、林莽、吴像、谢韬、何燕凌、周倜等，都是老一辈的中共党员、党内知识份子。他们用亲身经历强烈谴责毛泽东的封建独裁专制。

林莽是位右派，文革时早就揪出来打扫厕所，他在现场目击了这场惨案的全过程，回忆起来，记忆犹新；吴像沉痛地说，卞仲耘是非常善良的中国女性，非常温柔，对同志非常和蔼。看了电影，我们不能忘却烈士的鲜血，文革是空前绝后的残忍、荒唐和野蛮。毛泽东是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暴君和政治流氓；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何燕凌是同卞仲耘一同去解放区的老战友，她对这个党已经完全绝望，过去革命梦想完全破灭；前《华声报》社长兼总编辑周倜看了电影，深切地感觉到毛泽东用最革命的语言唆使红卫兵和造反派去干最残酷、最野蛮的蠢事。

当年亲历惨案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怀着歉疚的心情看了纪录片。她们曾经写过一本名叫“记忆的伤疤”的文集，作为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她们深感自己有罪。

电影真实地记录了卞仲耘惨案发生的背景。用卞仲耘本人亲笔写的话说，师大女附中是座贵族学校，正校长必须是高干夫人。第二任校长是周扬夫人，第三任是林默涵夫人。文革前正校长空缺，卞仲耘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势必得罪不少权贵子弟及他们的父母。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对文革风暴存在的生命危险已有思想准备，“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她曾经说：“我早有思想准备，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向歪理低头，哪怕有杀身之祸，也得坚持真理。”她又说：“让学校烂下去，还是揭出来，使正气抬头。”

八月五日早晨上学校去前，她似乎有所预感，同家人握手告别。从此一去不复返，中国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