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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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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取得中国统治权后的三十年内,一直维持着社会主义的政治型态,经济落后而且与世界隔离;其后的三十年,偏向发展经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政治未来是否会出现巨大的改变。
有关中国未来的政治局势发展,汉米敦学院(Hamilton College)政治学教授兼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China Center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资深研究员李政(Cheng Li)先生认为有三种可能,在其〈二零二零年的中国:三类政治发展局势〉(China in
the Year 2020:Three Political
Scenarios)论文中指出,在二零二零年之前,中国的政治局势发展可能有三种情境,即:中国民主的诞生、延续不断的动乱局势、顽固的独裁主义。
第一个情境:中国民主的诞生
构成民主的精华是制约与平衡、政治选举、法治、立宪政体、媒体独立以及公民自由等。在未来的十余年,有二项因素会影响中国民主的诞生,即中国的社会经济动力与政治动力。
一是社会动力:包括都市化、中产阶级及信息改革。二零二零年之前,中国社会都市化的速度会增加到百分之六十,约有三至四亿的人口会从乡村移居到大城市,促成中产阶级的大量增加。根据麦肯锡谘询公司
(McKinsey & Co.)的估计,到了二零二五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将约达五亿二千万人。
技术的革新也正在改变中国社会,信息与学说透过网际网络,在中国的大众间快速传递。例如,中国人拥有手机的比例,从一九九一年到二零零七年,已增加了三成五;网际网络的用户数量,在二零零六年已逼近美国,达一亿二千三百万用户,预计到了二零二零年,中国持有手机的数量将达十亿人,超过美、欧、日等三国。科技的进步将扩大手机传输的信息类别,任何政府都无法控制,即使目前中共投入相当资源在监控数位内容的传输,但中国人民仍然可以自中国或西方媒体获得信息。
此外,国外媒体以及各类团体,如维权律师等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也将有增无减,很有可能将中国社会带入文化及政治更多元化的社会。
二是政治动力。近代的中共领导阶层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及政治偏好,以致不再出现类似毛泽东或邓小平的强人统治,而是被一党二派(one party, two
factions)局势所取代。例如现任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所组成的,以及江泽民与曾庆红所主导的二大派系。现在的中共出现“党内民主”的新名词,即是用以形容目前二大派系彼此制约与平衡的现象。
这样的政治机制不会一成不变,派系政治将更明显。以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未来的十五年不难勾勒出,中共有可能因党内二派而终至分裂,这个过程可能是和平的,到了二零二零年,党内民主就顺理成章的转为宪政民主。
第二个情境:延续不断的动乱局势
要将拥有最多人口的共产国家转型成为民主国家,并不容易,最大的考虑在于转型过程的痛苦与暴动,有可能使中国陷入绵延不断的动乱局势。
这个考虑主要是导因于中共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人口众多所造成的经济分配不均问题。此外,猖獗的官员腐败、乡村物价持续高涨的不满情绪、环境劣化、健康风险、缺乏健全的社会安全福利网,以及层出不穷的工安问题等,已危及中共政权的地位。
中国都市内大量的移居人口,都市贫穷及失业人口的增加,预计到二零二零年将达九亿五千五百万人,较一九九五年增加一亿二千万人。但居住在中国的全球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却仅拥有全球百分之七的可耕面积、百分之七的洁净水、百分之三的森林、百分之二的石油以及百分之一的天然气。未来数年内,中国受到全球天然资源短缺的影响极大,根据中共的官方统计数字,到了二零二零年,中国所拥有的四十五类主要的矿藏资源,只有六类可充份供应中国的内需。
中国都市内大量的移居人口,造成都市贫穷及失业人口的增加。图为二零零七年七月廿一日,以捡垃圾为生的外地人在武汉一个垃圾场捡垃圾。(法新社)
此外,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型态将使中国的环境更为恶化,例如汽车数量急剧增加所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及石油短缺问题。全中国有三亿人得不到洁净的饮用水、四亿人忍受空气污染之害、三分之一的土地被酸雨侵蚀。据环境专家的估计,到了二零二零年或二零二五年,中共每年必须面对安置二千万到三千万环境难民的问题。
中共目前的医疗及健保制度相当糟糕,过去十年所采用的健康新制完全失败,目前约有百分之四十五的都市人口,以及百分之八十的乡村人口没有健保。此外,人口老化问题将更为突显健保问题的严重性。
透过通讯技术的提升,中国人民可以接收到大量的民主观点及民主价值的信息,但也可能收到煽动性及情绪化的信息与谣言。到了二零二零年的第五代或第六代中共领导人,不具备处理动乱的能力,最后,中央政府将失去对各省的统治权、中共不再有任何功能、军队分化、爆发内战、流氓四窜、大量中国人移民到世界各国。
第三个情境:顽固的独裁主义
为适应新的局势,中共的独裁主义会变花样实施某些方面的改革,以延续中共体制,这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所称的“中共顽强的独裁主义”(China’s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因此,到了二零二零年,中国也可能不会转型为民主体制,也可能不会陷入大动乱,而中共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
作者最后在专文中表示,二零二零年的中国政治体制,取决于现行政治局势的相互牵动、新崛起的参与者,以及人口问题。中国确实面临许多严重且难以解决的问题,预期在未来的十年内,中共高阶层将存在各类冲突及矛盾,而过去廿五年已获致显著经济成长的中国人民,对开启政治民主之门有很高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