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财团法人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等单位在台北举办了一场“海耶克、夏道平与殷海光：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研讨会，本年正值夏道平先生百岁冥诞，会议主题很自然地置于夏先生。

夏道平先生是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思想兼具的先知型人物，在早年台湾白色恐怖极权专制时期，担任影响台湾走向自由之路极为重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主笔。他批判时局、引领读者体认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的重要，在当时风声鹤唳的时代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令人钦佩和深深感念。

夏先生受“高举自由火炬”的海耶克（F, A. Hayek，一九七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影响至深，在台湾也一直做传布海耶克反集权思想的冷门工作。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经济崛起”、自由人权倒退的现时，更让人怀想海耶克对抗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勇气和执着情操，尤其他那本一九四四年面世、被译成十多国文字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旨在剖示任何形式的政治经济计划，都会危害到社会中个人的经济自由，而没有经济自由便谈不上政治自由，计划经济无可避免地会带来贫困和专制的政府。

出书当时，正是社会主义得到千千万万西方知识份子的喝采，而且苏联打败纳粹德国，似乎显现经济欣欣向荣（以公布的数字言）之时。在此时空下，这本书被视为“毒草”，海耶克也成为众矢之的。当时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不少知识份子在政府计划部门工作，这本书也难免无情地打击到这群既得利益者，于是连经济学者也兴起一股排斥海耶克的风潮，特别是英国的知识份子竟然视其为“异端”。

《到奴役之路》使得海耶克在俗世的学术地位跌至谷底；但相对地，也正突显了该书的威力，或可说该书是成功的。这本书比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同类型的名著《动物农庄》（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分别早两年、五年问世，更可见海耶克的先知。也就因为这本书的畅销、普及，才保住西欧世界免受极权、共产主义的荼毒。

与海耶克对抗社会主义并以《到奴役之路》救世人可相比美、而且还早十年之久的另一位大师，是世人耳熟能详的管理大师中的大师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 1909-2005），他在一九三三年写了《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兴起》（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深入剖析当时欧洲所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极权主义的兴起；并断言整个欧洲将陷入“人类世界的毒瘤”纳粹的恐怖统治中。这在当时大大违反人们的观点。因此，该书被德国所有出版社视为异端邪说，拒绝出版。

正如中山大学杨硕英教授对杜拉克其人其书所感慨的：真正能洞悉世事的智者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所谓的大师见地有限；另一方面也显示绝大多数的世人常听不进真正智者的忠告，执迷不悟，甚至将智者忠言视为异端邪说，事后却后悔不已。

对于海耶克、夏道平等纯正自由主义者的行事与风范，我们也有同样的感慨，这些先知们坚持真理、捍卫自由人权，“虽千万人吾往矣！”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在当今中共藉“中国经济崛起”所获取的经济利益，威逼利诱世人对其戕害人权、自由行径百般纵容，我们不免感叹“今不如古”，当今的纯正自由主义先知何处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