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先生受「高舉自由火炬」的海耶克(F, A.
Hayek,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影響至深,在台灣也一直做傳佈海耶克反集權思想的冷門工作。在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經濟崛起」、自由人權倒退的現時,更讓人懷想海耶克對抗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勇氣和執著情操,尤其他那本一九四四年面世、被譯成十多國文字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旨在剖示任何形式的政治經濟計劃,都會危害到社會中個人的經濟自由,而沒有經濟自由便談不上政治自由,計劃經濟無可避免地會帶來貧困和專制的政府。
與海耶克對抗社會主義並以《到奴役之路》救世人可相比美、而且還早十年之久的另一位大師,是世人耳熟能詳的管理大師中的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
1909-2005),他在一九三三年寫了《經濟人的末日:極權主義的興起》(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深入剖析當時歐洲所面臨最嚴重的問題──極權主義的興起;並斷言整個歐洲將陷入「人類世界的毒瘤」納粹的恐怖統治中。這在當時大大違反人們的觀點。因此,該書被德國所有出版社視為異端邪說,拒絕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