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等單位在台北舉辦了一場「海耶克、夏道平與殷海光：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思想」學術研討會，本年正值夏道平先生百歲冥誕，會議主題很自然地置於夏先生。

夏道平先生是經濟自由、政治民主思想兼具的先知型人物，在早年台灣白色恐怖極權專制時期，擔任影響台灣走向自由之路極為重要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主筆。他批判時局、引領讀者體認經濟自由、政治民主的重要，在當時風聲鶴唳的時代所表現出的大無畏精神，令人欽佩和深深感念。

夏先生受「高舉自由火炬」的海耶克（F, A. Hayek，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影響至深，在台灣也一直做傳佈海耶克反集權思想的冷門工作。在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經濟崛起」、自由人權倒退的現時，更讓人懷想海耶克對抗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勇氣和執著情操，尤其他那本一九四四年面世、被譯成十多國文字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旨在剖示任何形式的政治經濟計劃，都會危害到社會中個人的經濟自由，而沒有經濟自由便談不上政治自由，計劃經濟無可避免地會帶來貧困和專制的政府。

出書當時，正是社會主義得到千千萬萬西方知識份子的喝采，而且蘇聯打敗納粹德國，似乎顯現經濟欣欣向榮（以公佈的數字言）之時。在此時空下，這本書被視為「毒草」，海耶克也成為眾矢之的。當時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不少知識份子在政府計劃部門工作，這本書也難免無情地打擊到這群既得利益者，於是連經濟學者也興起一股排斥海耶克的風潮，特別是英國的知識份子竟然視其為「異端」。

《到奴役之路》使得海耶克在俗世的學術地位跌至谷底；但相對地，也正突顯了該書的威力，或可說該書是成功的。這本書比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同類型的名著《動物農莊》（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分別早兩年、五年問世，更可見海耶克的先知。也就因為這本書的暢銷、普及，才保住西歐世界免受極權、共產主義的荼毒。

與海耶克對抗社會主義並以《到奴役之路》救世人可相比美、而且還早十年之久的另一位大師，是世人耳熟能詳的管理大師中的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 1909-2005），他在一九三三年寫了《經濟人的末日：極權主義的興起》（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深入剖析當時歐洲所面臨最嚴重的問題──極權主義的興起；並斷言整個歐洲將陷入「人類世界的毒瘤」納粹的恐怖統治中。這在當時大大違反人們的觀點。因此，該書被德國所有出版社視為異端邪說，拒絕出版。

正如中山大學楊碩英教授對杜拉克其人其書所感慨的：真正能洞悉世事的智者少之又少，絕大多數所謂的大師見地有限；另一方面也顯示絕大多數的世人常聽不進真正智者的忠告，執迷不悟，甚至將智者忠言視為異端邪說，事後卻後悔不已。

對於海耶克、夏道平等純正自由主義者的行事與風範，我們也有同樣的感慨，這些先知們堅持真理、捍衛自由人權，「雖千萬人吾往矣！」不計個人的利害得失。在當今中共藉「中國經濟崛起」所獲取的經濟利益，威逼利誘世人對其戕害人權、自由行徑百般縱容，我們不免感嘆「今不如古」，當今的純正自由主義先知何處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