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底层人前仆后继，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填补家用，维持生存。但另一群更无力的人却成为难题，这群人就是留守在家的婴儿、儿童、少年。过去我们曾经关注过这一问题，比如“隔代教育”、“民工子女学校”、“借读费”等。我自己也经历了帮别人照顾留守孩子的太多事情，从小到大，在我家长期吃住、照看的民工孩子不下十人。前年带了一个，去年带了一个，今年又带一个。大者十五岁，小者只有一岁多，不一而足。这类事情，在中国农村广泛存在，只要有人外出打工，孩子就必然成为务工的负担。一个压力沉重的家庭，倘若在工作地点必须拿出一个劳力来照顾孩子，那么另一个人就必须养活包括自己在内的四个人或四个以上的人。其直接后果，就是一旦主要劳力垮掉，全家跟着全部垮掉，因此民工返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包括留守孩子的抚养问题。

中国农村广泛流传着一句俗语，“家有二老，没有烦恼”，讲的就是利用自己的父母或岳父岳母，将孩子带大。有的家庭做得好一些，隔代教育亦颇成功，而且子女做事干脆，每月固定汇寄款项，不给父母或岳父岳母增加经济负担。但是，也有许多家庭，情况非常恶劣，最严重的不是费用的问题，而是孩子本身的安全问题和成长问题。带孩子有着极大的责任，一旦遭遇事故，如受伤、死亡或者遭受重大疾病，这一系列的事故都极容易导致反目成仇。届时，父母不再是父母，岳父岳母不再是岳父岳母，亲人不再是亲人，朋友不再是朋友，或者仇杀，或者走向法庭，或者一辈子的疙瘩都解不开。为了安全，一切可能的危险都要想到，一切可能的危害都要留意到，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却必须比对待自己的孩子还要留心。报纸杂志已经报导过不少，诸如孩子落水被淹死，父母回家后将爷爷奶奶投毒杀害，如此这般的极端事件在有的农村已经成为轰动一时的话题。

另一个话题就是孩子的成长问题。祖辈没有父辈那般具备权威性，孩子在留守期间很难形成自己的独立意识和完整的家庭感受。学校教育的效应微乎其微，各种青少年犯罪问题层出不穷。孩子平时得不到沟通，缺乏真正的体贴关爱，走向孤僻、怪异、冷漠和凶残。孩子辱骂祖辈成为家常便饭，孩子逃学、结伙，迷恋网吧，迷恋游戏，甚至走上不归路，干出非人所干之事，铸成大错。一则新闻报导说，某个长期留守在家的女孩正读大学一年级，父亲回家后因为学费吃紧，该女孩居然说：“你不给学费，那我以后就不养你！”父亲听后大为光火，持刀将其杀害，尸体未做掩埋，直接拖至柴房，案发时尸体已经严重腐败。更多新闻更有子女弑父母的恐怖揭露，扭曲的人格、经济的压力、伦理的丧失，将底层人逼得自相残杀，实在是国家的大不幸。

我手中有一份从湖南省委党校寄来的内部反腐刊物──《清风》。在二零零七年五月的《清风》上，有篇文章叫〈经济发展下的安危〉。其中涉及到劳动就业、医疗卫生、教育收费、居民住房、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大国忧患”，全篇所述，不过“民生”而已，读来都已让人心力交瘁，何言其它？正是在这样的国家整体问题陆续爆发的背景下，底层人舍死忘生，流汗流泪，没日没夜地折腾，为的是养活人，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加之在有的农村，计划生育的职能已经严重扭曲，成了“有钱人随便生，没钱人想办法有钱就可以生”的局面。人口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素质问题，更是相关官员以之维生、贪权贪利的后果。当计划生育成为一种买卖，人口的增长也就直接带来抚养更多孩子的生计问题。

在贫困的家庭里，为了拖儿带女，“顶梁柱”就必须费尽力气来挣钱，可又苦于无人带孩子，只能带着孩子外出务工，真正的劳力必然减少。收入的微薄，孩子的哭闹，夫妻的矛盾，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的不理解、不宽容、不配合，导致太多暴力事件的发生，整个家庭无论付出多少力气、干多少活路，最终都只能走向衰败。下面，我就举身边的三个例子，全部涉及到我自己的亲人，他们全是建筑民工。

第一位，膝下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刚刚从工厂辞职回家，准备搞建筑；二儿子正在念高中二年级；三儿子只有两岁。全家五口人，真正的劳力只有两个，勉强维持生存。第二位，膝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念小学，小儿子只有一岁多。上面还有岳父岳母，岳父最近眼膜受伤化脓，需要动手术；岳母被摔断了尾椎骨，也需要动手术。全家六口人，真正的劳力只有一个，已经不堪重负。第三位，膝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刚刚从小学辍学，小儿子只有两岁。全家四口人，真正的劳动力只有一个。加之夫妻经常争吵，诸如离婚，诸如钱不够用，诸如工作难做，诸如醺酒、赌博，整天搞得鸡飞狗跳，哭声、喊声、斗声、杀声，甚么矛盾都是剧烈爆发──以暴力开始，以暴力结束。这是我一直在帮助的三户家庭，我一直都在极力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就从今天开始，一位新成员就进入了我家，只有一岁多，实在是出于极度的同情。农村留守孩子何去何从？由此可见一斑。

留守孩子的问题，有很大部份直接反映在教育质量上──在农村人眼里，就是“值不值”的问题。据《清风》透露：

“从二零零一年到二零零五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始终只有70%左右。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年年增长，二零零一年是三十四万，二零零三年是五十二万，二零零五年是七十九万，二零零六年达到九十一万。二零零五年，高校毕业生月薪在一千元以下的占20.3%。目前，‘上大学究竟合不合算’的质疑声在普通民众中越来越多，部份农村地区家长明确表示‘送孩子读大学还不如读完初中就早点出去挣钱’，‘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青年占待业人口比例增高，青少年网瘾群体人群激增。”

但是另一方面呢，高校仍在扩招，二零零一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一百一十四万人，二零零七年就达到了四百九十六万人。与此同时，学校改制、联合办学、计划外招生等都成为乱收费的幌子。我曾于前年编写过几十例“学费杀人”悲剧，其中力陈教育费用的极端压迫，为整个中国的教育收费和教育质量忧心忡忡。这样一个民族，究竟是无意无力地去改变现状，还是故意尽力地去制造愚民，以利于超级稳定的统治局面？

我眼睁睁地看着留守孩子辍学的辍学、打工的打工，吃着“青春饭”，干着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这就是现实的中国农村，那么一大群人要吃饭，要活命，怎么办？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个电话突然打进我的家中：“银波，你八叔在上午十点加板冲床时遭遇工伤，左手三个指头被切断，现在医院里面！”这又是一个民工家庭，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的亲堂妹──曾经在我家带过，后来读完幼儿园就被父母带到厦门读书，所幸今年已经十一岁了。前段时间刚刚回过家，给我的印象非常好，这孩子很聪明、很礼貌，又不乏远大志向，长得也非常漂亮。怎料才不过两个月，工伤噩耗就传了过来。倘若在那边没有熟人，这样一个家庭很快就会完蛋，孩子的学费，几个老人的赡养，凭八妈这样一个每个月只有不到一千元工资的女人能应付过来吗？八叔躺在病床上，有气无力地嘱咐我：“不要跟你爷爷奶奶说我这个事情，千万不要说，怕他们受不了。”堂妹在那边哭得很厉害，我一时无语，只感到底层人的挣扎是这样的可怜。孩子啊，别问我这是甚么道理！

如果有一天，我也有了我的孩子──连名字都取好了，子即“杨子昂”，女即“杨子鲜”──，倘若我成为一个肩负着神圣父命的人，那么我绝不允许在我家庭存在“留守孩子”一说。倘若乱世之中我遭遇不测或陷害，那么我也必须将“父亲”的形象尽力完整地赐予我的后代。我确实是个心硬的人──在很多严重的威胁扑面而来之时──，但我不忍心看到后代的眼泪，不忍心看到他们没有机会得到关怀。我不必溺爱他们，但我必须让他们对这个世界怀有信任和理想，要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种下“责任”和“爱”──因为，毕竟他们今后也将有自己的后代，自己的骨肉。现在，我仍然一如既往，将别人的孩子当作我自己的孩子，不管他们能够理解多少，我都不愿意将这一切当作马虎了事抑或某种交易，我希望从我家中走出去的人，都能够堂堂正正地做人。就像我的第一启蒙老师余樟法在诗里说的那样：

“做好人是做事做人的基础……做一个好人不容易，坏蛋堆里做一个好人尤其难……最难也要尽力尽心做好人，要做就做真正的大好人……做一个好人这是我的最低要求，也是我的最高指示至诚忠告，这是我大半辈子经验的结晶，至简至易至高至妙。”

转自“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