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底層人前仆後繼，背井離鄉，外出務工，填補家用，維持生存。但另一群更無力的人卻成為難題，這群人就是留守在家的嬰兒、兒童、少年。過去我們曾經關注過這一問題，比如「隔代教育」、「民工子女學校」、「借讀費」等。我自己也經歷了幫別人照顧留守孩子的太多事情，從小到大，在我家長期吃住、照看的民工孩子不下十人。前年帶了一個，去年帶了一個，今年又帶一個。大者十五歲，小者只有一歲多，不一而足。這類事情，在中國農村廣泛存在，只要有人外出打工，孩子就必然成為務工的負擔。一個壓力沉重的家庭，倘若在工作地點必須拿出一個勞力來照顧孩子，那麼另一個人就必須養活包括自己在內的四個人或四個以上的人。其直接後果，就是一旦主要勞力垮掉，全家跟著全部垮掉，因此民工返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包括留守孩子的撫養問題。

中國農村廣泛流傳著一句俗語，「家有二老，沒有煩惱」，講的就是利用自己的父母或岳父岳母，將孩子帶大。有的家庭做得好一些，隔代教育亦頗成功，而且子女做事乾脆，每月固定匯寄款項，不給父母或岳父岳母增加經濟負擔。但是，也有許多家庭，情況非常惡劣，最嚴重的不是費用的問題，而是孩子本身的安全問題和成長問題。帶孩子有著極大的責任，一旦遭遇事故，如受傷、死亡或者遭受重大疾病，這一系列的事故都極容易導致反目成仇。屆時，父母不再是父母，岳父岳母不再是岳父岳母，親人不再是親人，朋友不再是朋友，或者仇殺，或者走向法庭，或者一輩子的疙瘩都解不開。為了安全，一切可能的危險都要想到，一切可能的危害都要留意到，雖然不是自己的孩子，卻必須比對待自己的孩子還要留心。報紙雜誌已經報導過不少，諸如孩子落水被淹死，父母回家後將爺爺奶奶投毒殺害，如此這般的極端事件在有的農村已經成為轟動一時的話題。

另一個話題就是孩子的成長問題。祖輩沒有父輩那般具備權威性，孩子在留守期間很難形成自己的獨立意識和完整的家庭感受。學校教育的效應微乎其微，各種青少年犯罪問題層出不窮。孩子平時得不到溝通，缺乏真正的體貼關愛，走向孤僻、怪異、冷漠和兇殘。孩子辱罵祖輩成為家常便飯，孩子逃學、結伙，迷戀網吧，迷戀遊戲，甚至走上不歸路，幹出非人所幹之事，鑄成大錯。一則新聞報導說，某個長期留守在家的女孩正讀大學一年級，父親回家後因為學費吃緊，該女孩居然說：「你不給學費，那我以後就不養你！」父親聽後大為光火，持刀將其殺害，屍體未做掩埋，直接拖至柴房，案發時屍體已經嚴重腐敗。更多新聞更有子女弒父母的恐怖揭露，扭曲的人格、經濟的壓力、倫理的喪失，將底層人逼得自相殘殺，實在是國家的大不幸。

我手中有一份從湖南省委黨校寄來的內部反腐刊物──《清風》。在二零零七年五月的《清風》上，有篇文章叫〈經濟發展下的安危〉。其中涉及到勞動就業、醫療衛生、教育收費、居民住房、貧富差距、貪污腐敗、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大國憂患」，全篇所述，不過「民生」而已，讀來都已讓人心力交瘁，何言其它？正是在這樣的國家整體問題陸續爆發的背景下，底層人捨死忘生，流汗流淚，沒日沒夜地折騰，為的是養活人，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加之在有的農村，計劃生育的職能已經嚴重扭曲，成了「有錢人隨便生，沒錢人想辦法有錢就可以生」的局面。人口持續增長，很大程度上並不僅僅是中國人的素質問題，更是相關官員以之維生、貪權貪利的後果。當計劃生育成為一種買賣，人口的增長也就直接帶來撫養更多孩子的生計問題。

在貧困的家庭裡，為了拖兒帶女，「頂樑柱」就必須費盡力氣來掙錢，可又苦於無人帶孩子，只能帶著孩子外出務工，真正的勞力必然減少。收入的微薄，孩子的哭鬧，夫妻的矛盾，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的不理解、不寬容、不配合，導致太多暴力事件的發生，整個家庭無論付出多少力氣、幹多少活路，最終都只能走向衰敗。下面，我就舉身邊的三個例子，全部涉及到我自己的親人，他們全是建築民工。

第一位，膝下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剛剛從工廠辭職回家，準備搞建築；二兒子正在念高中二年級；三兒子只有兩歲。全家五口人，真正的勞力只有兩個，勉強維持生存。第二位，膝下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念小學，小兒子只有一歲多。上面還有岳父岳母，岳父最近眼膜受傷化膿，需要動手術；岳母被摔斷了尾椎骨，也需要動手術。全家六口人，真正的勞力只有一個，已經不堪重負。第三位，膝下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剛剛從小學輟學，小兒子只有兩歲。全家四口人，真正的勞動力只有一個。加之夫妻經常爭吵，諸如離婚，諸如錢不夠用，諸如工作難做，諸如醺酒、賭博，整天搞得雞飛狗跳，哭聲、喊聲、鬥聲、殺聲，甚麼矛盾都是劇烈爆發──以暴力開始，以暴力結束。這是我一直在幫助的三戶家庭，我一直都在極力幫助他們度過難關。就從今天開始，一位新成員就進入了我家，只有一歲多，實在是出於極度的同情。農村留守孩子何去何從？由此可見一斑。

留守孩子的問題，有很大部份直接反映在教育質量上──在農村人眼裡，就是「值不值」的問題。據《清風》透露：

「從二零零一年到二零零五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平均就業率始終只有70%左右。大學本科畢業生待業人數年年增長，二零零一年是三十四萬，二零零三年是五十二萬，二零零五年是七十九萬，二零零六年達到九十一萬。二零零五年，高校畢業生月薪在一千元以下的占20.3%。目前，『上大學究竟合不合算』的質疑聲在普通民眾中越來越多，部份農村地區家長明確表示『送孩子讀大學還不如讀完初中就早點出去掙錢』，『讀書無用論』重新抬頭，青年占待業人口比例增高，青少年網癮群體人群激增。」

但是另一方面呢，高校仍在擴招，二零零一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只有一百一十四萬人，二零零七年就達到了四百九十六萬人。與此同時，學校改制、聯合辦學、計劃外招生等都成為亂收費的幌子。我曾於前年編寫過幾十例「學費殺人」悲劇，其中力陳教育費用的極端壓迫，為整個中國的教育收費和教育質量憂心忡忡。這樣一個民族，究竟是無意無力地去改變現狀，還是故意盡力地去製造愚民，以利於超級穩定的統治局面？

我眼睜睜地看著留守孩子輟學的輟學、打工的打工，吃著「青春飯」，幹著自己不願意幹的事情。這就是現實的中國農村，那麼一大群人要吃飯，要活命，怎麼辦？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一個電話突然打進我的家中：「銀波，你八叔在上午十點加板沖床時遭遇工傷，左手三個指頭被切斷，現在醫院裡面！」這又是一個民工家庭，他們的孩子──也就是我的親堂妹──曾經在我家帶過，後來讀完幼兒園就被父母帶到廈門讀書，所幸今年已經十一歲了。前段時間剛剛回過家，給我的印象非常好，這孩子很聰明、很禮貌，又不乏遠大志向，長得也非常漂亮。怎料才不過兩個月，工傷噩耗就傳了過來。倘若在那邊沒有熟人，這樣一個家庭很快就會完蛋，孩子的學費，幾個老人的贍養，憑八媽這樣一個每個月只有不到一千元工資的女人能應付過來嗎？八叔躺在病床上，有氣無力地囑咐我：「不要跟你爺爺奶奶說我這個事情，千萬不要說，怕他們受不了。」堂妹在那邊哭得很厲害，我一時無語，只感到底層人的掙扎是這樣的可憐。孩子啊，別問我這是甚麼道理！

如果有一天，我也有了我的孩子──連名字都取好了，子即「楊子昂」，女即「楊子鮮」──，倘若我成為一個肩負著神聖父命的人，那麼我絕不允許在我家庭存在「留守孩子」一說。倘若亂世之中我遭遇不測或陷害，那麼我也必須將「父親」的形象盡力完整地賜予我的後代。我確實是個心硬的人──在很多嚴重的威脅撲面而來之時──，但我不忍心看到後代的眼淚，不忍心看到他們沒有機會得到關懷。我不必溺愛他們，但我必須讓他們對這個世界懷有信任和理想，要在他們的內心深處種下「責任」和「愛」──因為，畢竟他們今後也將有自己的後代，自己的骨肉。現在，我仍然一如既往，將別人的孩子當作我自己的孩子，不管他們能夠理解多少，我都不願意將這一切當作馬虎了事抑或某種交易，我希望從我家中走出去的人，都能夠堂堂正正地做人。就像我的第一啟蒙老師余樟法在詩裡說的那樣：

「做好人是做事做人的基礎……做一個好人不容易，壞蛋堆裡做一個好人尤其難……最難也要盡力盡心做好人，要做就做真正的大好人……做一個好人這是我的最低要求，也是我的最高指示至誠忠告，這是我大半輩子經驗的結晶，至簡至易至高至妙。」

轉自「民主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