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案件不能私了

法律事件如果不涉及公益，包括法官与律师都会力促两造当事人和解协商，以疏解讼源。但若涉及公益，则必须由检察官负责追诉，不许当事人私下和解。一般而论，民事案件可以听凭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和解，或者由法院做最终的判决（但也有例外，比如涉及未成年人监护权时，公权力必须为了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而介入），刑事案件则须区分“告诉乃论”与“非告诉乃论”的案件，前者可以由原告决定是否立案或撤回控诉，亦即容许私下和解，后者则否。前者一般是轻罪、过失犯，比如说过失轻伤害；后者则是重罪、故意犯，比如说杀人、抢劫等。

为何涉及公益的事件不许当事人私下和解，一定要追究加害者的刑事责任？因为如果容许一切事件都能和解，社会将变成权势者的乐园。加害人可以用金钱与权势胁迫被害人“和解”以免除其刑责，然后继续在社会上横行为恶。多年前台湾妇权团体主张将性侵害案件，从“告诉乃论”修法为“非告诉乃论”，正是从这个思维出发。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也是基于同样的思维，在这些涉及高度道德风险、犯罪风险的领域，人们的自由必须在公益面前低头，以杜绝权势危害。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无法免除刑事，那么加害者为什么还愿意在民事部份赔偿被害人？那是因为刑事责任虽然不因为民事赔偿而得免除，但民事部份是否赔偿，可以当作量刑的依据。再者，一个建全的法治社会，必配置一套有效可行的执行制度。被害人可以利用扣押查封的方法，由法院来执行强制赔偿。强制赔偿还能透过判决承认的程序，在他国执行。例如一个台湾的民事赔偿判决，可以拿到美国查封加害人隐匿在美国的财产。

侵害所得不是吐出来就能免责

关于民事的赔偿，如果是故意或重大的过失侵权行为，在英美法系的国家，还允许被害人请求惩罚性赔偿金（punitive damages）。这种惩罚赔偿的金额，往往高的令人咋舌，甚至可以让一家国际公司一夕破产。但是，这种高额的赔偿判决也让企业铭记在心──商品制造人的社会责任极其重大。加害者不只要填补被害人物质的损失，或者只把侵害所得吐出来就可以免除责任，还得真正被“惩罚”，付出足以让世人心生警惕的代价。

惩罚性赔偿金加重了人们的社会责任与注意义务。以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为例，美国的消费者向来信赖商品的安全性，因为不负责任的厂商将付出破产的代价。美国人一直被认为“天真”，这种天真正是法治社会里人们正常的心理状况，无需步步提防、事事担心。

新光天地险遭华联集团吞并事件，引起国际舆论再度正视投资中国大陆的风险。（法新社）

缺席的司法系统

北京新光天地事件，在9月12日凌晨以一张不到400字的协议书出示媒体，表示此事件的发生“纯属误会”。台方干部将会“逐步恢复”正常上班。整个事件至此似乎“和平落幕”了，但是法律哪里去了？检察官哪里去了？法院哪里去了？怎么全都缺席了呢？

按照北京华联对新光三越干部们的指控：贪污、行贿、泄漏国家重大商业机密等，全都是不能私下和解的公诉案。如果指控是真，怎么可以不加追究就一把抹去？相反的，如果新光三越的干部们并没有这些犯行，那么北京华联的干部，尤其是吉小安，就涉及诬告，这也是公诉罪。更有甚者，拘束人身、妨害自由、派出200多个“保全”抢夺电脑与财务文件、强制他人行无义务之事、抢夺经营权等等，依据中国的法律，件件都是公诉罪，岂容一句“纯属误会”就一笔带过？！司法体制完全失去作用，变成木乃伊或者是案头的摆饰，这在法治国家是难以想像的事，中共却毫不在意的演给世人看。

北京新光天地事件“是个案”

国台办发言人说北京新光天地事件“是个案”！这句话说得真是没错！北京华联拳头大，一口吃掉新光三越；然后新光三越凭藉着形势──国际舆论、2008奥运在即、中共高层权斗──找来更大的拳头，逼着北京华联把吞下去的北京新光天地吐出来，这当然是个案！那些已被侵吞投资的上万名台商，以及还被关押在黑牢里的2,000多名台商，他们的遭遇才是通案。

当司法变成木乃伊，社会就变成一切比拳头的丛林。等到2008奥运结束之后，局势一改，北京华联的姿态是否又会有所不同？放在北京华联头上的那个拳头移开之后，新光三越的这个“合伙人”还会认小服低吗？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但只要吉小安及其背后的影武者，以及那200多个所谓的“保全”没有负起应有的刑事责任，那么以为这个事件已经“和平落幕”的人，才应该要说“纯属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