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台商圈最劲爆的话题，非台湾新光三越集团与北京华联集团的经营纠纷莫属！从北京华联集团董事长吉小安以粗暴的方式“接管”新光天地，引起两岸及国际社会哗然，到最后胡锦涛、国台办迅速介入“善后”，整个过程充满戏剧性。

此案不仅有如电视商战剧般的精采，更因此引人关注──新光案究竟是个案或只是冰山一角，外企在中国投资的整体环境，究竟还存在多少深不可测的黑洞？还有多少危机四伏的隐忧？

外企在中国的投资风险问题，开始因这次的新光事件而逐渐成为焦点话题，本刊就透过“政府廉能”、“贫富差距”、“资讯透明度”、“两岸投资纠纷”、“社会风气”、“民心思变”这六大指标，为读者勾勒出一个轮廓。

【指标一】 政府廉能不彰 动摇国本祸根 ...................................

去年10月份，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在北京召开“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强调：“反腐，是当前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一个国家的首要任务，竟然是“反腐”，此话一出，便显示中共官场的腐败已达到“动摇国本”的程度，让胡锦涛寝食难安了。

中共官场的腐败究竟有多严重？根据中共官方的统计指出，2001年以后，每年贪腐大案超过4万件，平均每天至少109件。超过100万人民币的大案，在1993年有57件，但2000年以后，每年至少约1,300件，恶化到23倍。

再看看2006年中央党校、中宣部和社科院的联合调查，可以发现中共的权贵子弟财富暴增，与2001年的贪腐调查有结构性关联。

这项2006年的联合调查说，在中国13亿人当中，“拥有个人资产超过5,000万人民币”者有27,310人，在这其中“有超过一亿元人民币”者有3,220人，占约1/9。在这3,220人当中，高干子弟就占了92%，遍布金融、外贸、股票、开发等领域，同时掌握大型工程案。

至于贪官究竟卷走了多少钱？根据2006年《了望》杂志指出，外逃的处长级官员不少于4,000人，被贪污的金额高达1,913亿美金。若将《了望》杂志指出这个数字，放在中国最近几十年吸收的外资为6,500亿美金下来看，被贪官中饱私囊的金额高达将近1/3！

三位与中共官方关系密切的学者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早已在2002年8月提出〈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的警文，高分贝呼吁，中国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着严重社会危机，若处理不好便会失控，导致政府突然垮台。

文章中表示，城市居民不满集中在五大问题上，包括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不满也有五大问题，包括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

其中可以发现，“腐败”、“贫富悬殊”、“下岗失业”、“社会风气败坏”，是城市居民及农村居民共同的不满。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清溪在〈台、中经贸的风险〉一文中提到，“腐败问题，存在已久，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学生市民‘反官倒’，就是对腐败的不满。邓小平用坦克车血腥地镇压了不满后，给腐败开启了方便大道。”

文中还说道：“不久官员都知道，中国再不反腐，国家会亡；但因腐败的都是共产党员，而中共的统治，就是利用各级党员来支撑着，如果认真反腐，危害到党员的利益，就会危及党的运作。所以10年前就有这么一句顺口溜‘不反腐会亡国、反腐会亡党’。这也是为何腐败问题这么严重，却无力解决的根本原因。”

中共政权的廉洁度不佳，贪腐程度过高，已达到天怒人怨、“动摇国本”的程度。带来的影响是败坏社会风气、加速贫富差距以及社会不公，就此埋下不可收拾的祸根。

《经济学人》指出，倘若将中国的基尼系数以实际“收入”来推算，中国将成为全球贫富落差最悬殊的国家。图为吉林长春，一群以捡垃圾维生的民众。（Getty Images）

【指标二】 贫富不均巨大 民怨一触即发 ............

往年，巴西、智利等南美洲国家几乎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首。然而，根据著名期刊《经济学人》（Economist）在今年8月号指出，中国目前很可能已经“跻身”其中，甚至可能还超越了巴西，成为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若要衡量一国境内人民所得的分布状况，“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s）是国际间最常用的工具之一。

这个数值介于0和1之间，0意指收入分配非常平等，每个家庭都没有比别人多占点利益；而1则意指某些高收入的家庭完全垄断了社会的财富，其他低收入者就一无所得。根据联合国相关组织的界定，当基尼系数达到0.6以上时，便代表这个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达到问题极端严重的程度。

亚洲开发银行对各国的贫富差距进行调查发现，在2004年，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是巴西，基尼系数达0.57，当年中国则为0.47。而基尼系数的成长速度，中国仅次于尼泊尔，在1990年代到2000年间，迅速成长了6%。

然而，这数字中间还有奥妙。在南美洲国家，基尼系数的计算是以人民的实际“收入”去计算，而在中国及部份亚洲国家，则是以实际“支出”来推估。但是，人再怎么有钱也不太可能将自己的所得全部花光，因此，从“支出”来衡量富裕人口的“收入”肯定是远低于实际数据。

《经济学人》指出，倘若将中国的基尼系数以实际“收入”来推算，则中国不仅可能已经追平巴西，甚至还可能超越巴西成为全球贫富落差最悬殊的国家。

《经济学人》分析其中的主因，在于这些曾经号称推动社会主义的国家，在经济败坏不得不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却在过程中衍生不公平的制度、财税分配，以及贪污腐败等现象，导致国家虽然拥有经济飞快成长的表象数字，但内部却仍有大批民众过着困苦不堪的贫民生活，整个社会也从而潜伏着动荡的不稳定因子。

【指标三】 资讯不透明或造假 误导外企投资 ......................................

资讯不透明、商业统计数字造假，伴随着新闻自由遭到官方箝制，也是外企在中国投资安全的隐忧之一，外企无法掌握最真实的数据或投资风险，因而误判投资中国的形式，酿成血本无归的悲剧。

独裁政权若是要进行国家社会控制、限缩事实真相的传播，箝制新闻自由是最直接的手法之一，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新闻自由度评比一向恶劣。

今年5月美国“自由之家”发表〈2007年世界各国新闻自由度调查报告〉，报告中指出，中国仍被评为“不自由”国家，全球排名第181名，较前一年退步四名，总分84分，较前一年退步一分，与寮国、越南等国同因国家或政党掌控媒体限制新闻自由，表现低劣；报告也显示，中国新闻自由不但未改善，且有明显倒退现象。

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所著《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一书中也提到，外国记者进入中国之后，新闻表现无法像他们在本国时那样以“扒粪者”自居、自傲，被迫对中国政府官员毕恭毕敬，只报导一些日常的大众化新闻。

书中说，因为“他们不仅要对付他们老板的删节和中国政府的监视，还必须在一个难以获取真正资讯（统计数字、公众态度、所有权、投资规模、消耗和利润，甚至包括规范用语等诸如此类的新闻报导最基本的要素）的环境下工作。

换言之，每日从中国输出的财经相关新闻，它的真实性、准确度存在一定程度的黑洞，外界获得的中国经济报导，并非第一手，或是早已经过中国官方筛选、媒体自我审查过的。不仅如此，连中国官方的GDP统计数字，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清溪就曾经揭露，中国官方的GDP统计数字造假。以2003年为例，中国全国经济成长率是9.3%，但全国31个省市，有27个成长率超过10%，其中有三个超过14%，最高14.8%，只有安徽省的9.2%及云南省的8.6%低于9.3%。

张清溪还说，这显然矛盾的数据，显示中共中央已经没有办法协调这样的矛盾，只能任由国际耻笑。怎么办呢？中共既不能改善统计方法，或惩处造假官员。于是，2004年12月温家宝宣布，为免再闹这种国际笑话，以后不准地方再公布经济成长率。

此外，全球各机构所提出的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也有学者警告，外界在解读之余，不要忽略中国目前仍是共产极权国家的事实，否则报告的结果会有误导或无意中过度美化的隐忧。

以今年上半年IMD洛桑管理学院公布《2007世界竞争力年鉴》为例，中国的排名从2006年的第18名进步到今年的第15名，首度超越了台湾的第18名，引起台湾社会一阵紧张，但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吴惠林却不以为然。

吴惠林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IMD其实就不该把中国也纳入这项评比排名中，中国政府体制属于威权管理，对于市场经济又采取严格管控，这样的体制所带来的高竞争力，只是表面的。民主自由市场和共产威权的国家，根本就不该放在同一个标准下进行比较，否则结果一定会失真，更有误导之虞。

吴惠林还忧心的对媒体表示，IMD评比结果可能会产生误导，认为威权体制对国家竞争力与发展有很大正面帮助，甚至对威权政权产生憧憬；同时也让中国领导人找到藉口，而阻挡民主化潮流，因为在现有制度下，中国才能够拥有强大竞争力。

中国政府体制属于威权管理，对于市场经济又采取严格管控。（Getty Images）

【指标四】 台商遭坑杀 两岸经贸纠纷暴增 ........................................

海面上，几个中共官员驾着渔船、洒着网。海面下，一群鱼儿被诱饵的香气吸引过来，不知不觉游入了渔网当中，这群鱼儿身上写著名字“台商”。船上的官员一边作势准备拉起渔网、一边问着对方说：“可以收网了吧？”

这是知名的时论漫画家CoCo，在1033期台湾《商业周刊》中所绘制的一幅时事漫画。简洁的笔触，却讽刺而一针见血地直指中共官方假用各种优惠之名，来对台商和外资进行坑、蒙、拐、骗的狰狞面目。

根据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统计，自2000年以来，台商在中国大陆受到人身安全威胁、以及商务纠纷的投诉案例明显激增（尚不包括默不吭声、未申诉的受害黑数），尤其是2006年，比2005年成长了将近100件，令人咋舌。

“无名子”清粥小菜，是颇负盛名的台湾餐厅，却也是台商受害的血淋淋案例。

1998年前往中国大陆投资，并获得出色成绩后，迅速扩张至中国各省，然而却也遭到中共地方官员觊觎。官员联合警察、流氓、司法、律师等势力，一同坑杀无名子创办人王文政。

王文政回忆道，当时旗下的员工与公安、司法体系勾结串通，甚至还想绑架他的小孩、威胁他的生命安全。最后，王文政紧急撤回台湾，中国一百多家的无名子分店，也在短短一年之间被全数吞没。

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为邦，在“新光天地”案发生后不久，再度严词呼吁：“掠夺台商的不是表面上的几个人，而是在他们背后的公权力，因为斗不过握有公权力的共犯结构，所以台商永远是输家！”

倘若我们进一步比对台商经贸申诉案件，将发现一个巧合：这几年正好是台商在中国遭到威胁最严重的年份。这或许也正透露着，台商、外资受害与中共官员贪腐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连性。

【指标五】 社会风气败坏 外企苦不堪言 ......................................

从中国官方的结构性贪腐、捏造经济成长数字来看，突显了严重的“诚信问题”，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政府不堪检验的诚信问题，也祸及社会风气。中国社会风气败坏，从眼前的新闻现象来看，约略可分为仿冒严重、假货猖獗、色情严重、治安不佳等。

中国民间各地的仿冒风气猖獗，令外企苦不堪言。根据一项调查，盗版产业占中国经济产出的1/3。

美国《商业周刊》也曾在2005年1月指出，仿冒工业成为全球成长最快速的产业之一，去年全球仿冒工业的产值约5,120亿美元，美国海关查获的仿冒品比前年成长46%，全球仿冒品有2/3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仿冒王国。

互联网上经常有网民转寄令人啼笑皆非的仿冒品案例，例如SONY的商标变成“SQNY”，三菱电器变成“四菱电器”。更夸张的是，就连中共为了争取2008北京奥运主办权要绿化北京，竟然以绿色液体直接喷洒在土地上。

根据“美国之音”今年2月的报导，美国指责中国是假冒产品的最大来源，国际商会最近也指出，中国与俄罗斯等国，是假冒产品的最大发源地。中国制造的假冒产品不仅使被仿冒的公司受到损失，还危害到人们的身体健康。

色情泛滥成灾，也是中国社会风气败坏的另一项突出的指标，中共高官在这一方面堪称起到了“带头作用”。

中共高官“包二奶”的歪风盛行，据传前上海党委书记陈良宇就包养了11名情妇，近期最离谱的案例是被笑称“拉链市长”的前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贪腐案。

庞家钰今年2月份遭到撤职，他涉嫌设计诱奸属下妻子，而一些想保住官位或发财的官员，妻子几乎都让庞家钰染指了。庞家钰最后之所以倒台，是被11位情妇联手告状。

今年9月中旬的《泰晤士报》就分析，中共改革开放、财富增加之后，官员开始腐败出现包二奶的现象。但是包二奶要有钱，所以包二奶的官员一般都涉嫌贪污腐败，因为他们的正式工资根本不够用。

中国民间各地的仿冒风气猖獗，令外企苦不堪言。根据一项调查，盗版产业占中国经济产出的1/3。图为上海街头妇女抢购名牌仿冒皮包。（法新社）

【指标六】 民心思变 退党大潮崛起 ...........................................

中共贪腐严重、社会不公加剧，已经引发民心思变，最具代表性的蝴蝶效应就是“退党大潮”崛起，“三退”的现象不断升温。

什么是“三退”？其一就是“退党”，退出共产党；其二是“退团”，退出共青团；其三是“退队”，退出少年先锋队。

这一股燎原在中国各地的退党大潮，起源于深入剖析中共本质的《九评共产党》一书问世，许多中共的党员、团员、队员的良知，受到此书的启发，因而退出共产党。

自2004年12月3日，截至2007年9月18日，退党人数已达2,622万余人，直逼3,000万人，平均每天有二、三万人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九评共产党》也因为点燃这一股蝴蝶效应，被中共列为第一禁书。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曾经提出分析，这股退党大潮显示中共已众叛亲离，跳船逃亡以及人心的向背！

张清溪则认为，这是中共会崩溃的另一证据，加上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发起的“接力绝食”，引发了中国28个省市（中国有31个省市）中国人的声援支持，并引起全球响应。这都显示，中国人已经不怕共产党了。共产党气数已尽，已经是强弩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