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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唐浩、張一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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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台商圈最勁爆的話題,非台灣新光三越集團與北京華聯集團的經營糾紛莫屬!從北京華聯集團董事長吉小安以粗暴的方式「接管」新光天地,引起兩岸及國際社會譁然,到最後胡錦濤、國台辦迅速介入「善後」,整個過程充滿戲劇性。
此案不僅有如電視商戰劇般的精采,更因此引人關注──新光案究竟是個案或只是冰山一角,外企在中國投資的整體環境,究竟還存在多少深不可測的黑洞?還有多少危機四伏的隱憂?
外企在中國的投資風險問題,開始因這次的新光事件而逐漸成為焦點話題,本刊就透過「政府廉能」、「貧富差距」、「資訊透明度」、「兩岸投資糾紛」、「社會風氣」、「民心思變」這六大指標,為讀者勾勒出一個輪廓。
【指標一】 政府廉能不彰 動搖國本禍根 ...................................
去年10月份,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在北京召開「國際反貪局聯合會第一次年會暨會員代表大會」,強調:「反腐,是當前中國政府的首要任務。」一個國家的首要任務,竟然是「反腐」,此話一出,便顯示中共官場的腐敗已達到「動搖國本」的程度,讓胡錦濤寢食難安了。
中共官場的腐敗究竟有多嚴重?根據中共官方的統計指出,2001年以後,每年貪腐大案超過4萬件,平均每天至少109件。超過100萬人民幣的大案,在1993年有57件,但2000年以後,每年至少約1,300件,惡化到23倍。
再看看2006年中央黨校、中宣部和社科院的聯合調查,可以發現中共的權貴子弟財富暴增,與2001年的貪腐調查有結構性關聯。
這項2006年的聯合調查說,在中國13億人當中,「擁有個人資產超過5,000萬人民幣」者有27,310人,在這其中「有超過一億元人民幣」者有3,220人,佔約1/9。在這3,220人當中,高幹子弟就佔了92%,遍布金融、外貿、股票、開發等領域,同時掌握大型工程案。
至於貪官究竟捲走了多少錢?根據2006年《瞭望》雜誌指出,外逃的處長級官員不少於4,000人,被貪污的金額高達1,913億美金。若將《瞭望》雜誌指出這個數字,放在中國最近幾十年吸收的外資為6,500億美金下來看,被貪官中飽私囊的金額高達將近1/3!
三位與中共官方關係密切的學者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早已在2002年8月提出〈最嚴重的警告: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的警文,高分貝呼籲,中國經濟繁榮背後隱藏著嚴重社會危機,若處理不好便會失控,導致政府突然垮臺。
文章中表示,城市居民不滿集中在五大問題上,包括下崗失業、腐敗、貧富懸殊、社會風氣敗壞、社會治安惡化。農村居民不滿也有五大問題,包括農民負擔過重、腐敗官僚主義、貧富懸殊、社會風氣敗壞、失業下崗人員增加。
其中可以發現,「腐敗」、「貧富懸殊」、「下崗失業」、「社會風氣敗壞」,是城市居民及農村居民共同的不滿。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張清溪在〈台、中經貿的風險〉一文中提到,「腐敗問題,存在已久,1989年天安門六四事件,學生市民『反官倒』,就是對腐敗的不滿。鄧小平用坦克車血腥地鎮壓了不滿後,給腐敗開啟了方便大道。」
文中還說道:「不久官員都知道,中國再不反腐,國家會亡;但因腐敗的都是共產黨員,而中共的統治,就是利用各級黨員來支撐著,如果認真反腐,危害到黨員的利益,就會危及黨的運作。所以10年前就有這麼一句順口溜『不反腐會亡國、反腐會亡黨』。這也是為何腐敗問題這麼嚴重,卻無力解決的根本原因。」
中共政權的廉潔度不佳,貪腐程度過高,已達到天怒人怨、「動搖國本」的程度。帶來的影響是敗壞社會風氣、加速貧富差距以及社會不公,就此埋下不可收拾的禍根。
《經濟學人》指出,倘若將中國的基尼係數以實際「收入」來推算,中國將成為全球貧富落差最懸殊的國家。圖為吉林長春,一群以撿垃圾維生的民眾。(Getty
Images)
【指標二】 貧富不均巨大 民怨一觸即發 ............
往年,巴西、智利等南美洲國家幾乎是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首。然而,根據著名期刊《經濟學人》(Economist)在今年8月號指出,中國目前很可能已經「躋身」其中,甚至可能還超越了巴西,成為世界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
若要衡量一國境內人民所得的分布狀況,「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s)是國際間最常用的工具之一。
這個數值介於0和1之間,0意指收入分配非常平等,每個家庭都沒有比別人多占點利益;而1則意指某些高收入的家庭完全壟斷了社會的財富,其他低收入者就一無所得。根據聯合國相關組織的界定,當基尼係數達到0.6以上時,便代表這個社會內部的貧富差距達到問題極端嚴重的程度。
亞洲開發銀行對各國的貧富差距進行調查發現,在2004年,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是巴西,基尼係數達0.57,當年中國則為0.47。而基尼係數的成長速度,中國僅次於尼泊爾,在1990年代到2000年間,迅速成長了6%。
然而,這數字中間還有奧妙。在南美洲國家,基尼係數的計算是以人民的實際「收入」去計算,而在中國及部份亞洲國家,則是以實際「支出」來推估。但是,人再怎麼有錢也不太可能將自己的所得全部花光,因此,從「支出」來衡量富裕人口的「收入」肯定是遠低於實際數據。
《經濟學人》指出,倘若將中國的基尼係數以實際「收入」來推算,則中國不僅可能已經追平巴西,甚至還可能超越巴西成為全球貧富落差最懸殊的國家。
《經濟學人》分析其中的主因,在於這些曾經號稱推動社會主義的國家,在經濟敗壞不得不轉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時,卻在過程中衍生不公平的制度、財稅分配,以及貪污腐敗等現象,導致國家雖然擁有經濟飛快成長的表象數字,但內部卻仍有大批民眾過著困苦不堪的貧民生活,整個社會也從而潛伏著動盪的不穩定因子。
【指標三】 資訊不透明或造假 誤導外企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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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不透明、商業統計數字造假,伴隨著新聞自由遭到官方箝制,也是外企在中國投資安全的隱憂之一,外企無法掌握最真實的數據或投資風險,因而誤判投資中國的形式,釀成血本無歸的悲劇。
獨裁政權若是要進行國家社會控制、限縮事實真相的傳播,箝制新聞自由是最直接的手法之一,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新聞自由度評比一向惡劣。
今年5月美國「自由之家」發表〈2007年世界各國新聞自由度調查報告〉,報告中指出,中國仍被評為「不自由」國家,全球排名第181名,較前一年退步四名,總分84分,較前一年退步一分,與寮國、越南等國同因國家或政黨掌控媒體限制新聞自由,表現低劣;報告也顯示,中國新聞自由不但未改善,且有明顯倒退現象。
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所著《失去新中國──美商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一書中也提到,外國記者進入中國之後,新聞表現無法像他們在本國時那樣以「扒糞者」自居、自傲,被迫對中國政府官員畢恭畢敬,只報導一些日常的大眾化新聞。
書中說,因為「他們不僅要對付他們老闆的刪節和中國政府的監視,還必須在一個難以獲取真正資訊(統計數字、公眾態度、所有權、投資規模、消耗和利潤,甚至包括規範用語等諸如此類的新聞報導最基本的要素)的環境下工作。
換言之,每日從中國輸出的財經相關新聞,它的真實性、準確度存在一定程度的黑洞,外界獲得的中國經濟報導,並非第一手,或是早已經過中國官方篩選、媒體自我審查過的。不僅如此,連中國官方的GDP統計數字,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張清溪就曾經揭露,中國官方的GDP統計數字造假。以2003年為例,中國全國經濟成長率是9.3%,但全國31個省市,有27個成長率超過10%,其中有三個超過14%,最高14.8%,只有安徽省的9.2%及雲南省的8.6%低於9.3%。
張清溪還說,這顯然矛盾的數據,顯示中共中央已經沒有辦法協調這樣的矛盾,只能任由國際恥笑。怎麼辦呢?中共既不能改善統計方法,或懲處造假官員。於是,2004年12月溫家寶宣布,為免再鬧這種國際笑話,以後不准地方再公布經濟成長率。
此外,全球各機構所提出的中國國家競爭力報告,也有學者警告,外界在解讀之餘,不要忽略中國目前仍是共產極權國家的事實,否則報告的結果會有誤導或無意中過度美化的隱憂。
以今年上半年IMD洛桑管理學院公布《2007世界競爭力年鑑》為例,中國的排名從2006年的第18名進步到今年的第15名,首度超越了台灣的第18名,引起台灣社會一陣緊張,但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卻不以為然。
吳惠林在接受媒體採訪中表示,IMD其實就不該把中國也納入這項評比排名中,中國政府體制屬於威權管理,對於市場經濟又採取嚴格管控,這樣的體制所帶來的高競爭力,只是表面的。民主自由市場和共產威權的國家,根本就不該放在同一個標準下進行比較,否則結果一定會失真,更有誤導之虞。
吳惠林還憂心的對媒體表示,IMD評比結果可能會產生誤導,認為威權體制對國家競爭力與發展有很大正面幫助,甚至對威權政權產生憧憬;同時也讓中國領導人找到藉口,而阻擋民主化潮流,因為在現有制度下,中國才能夠擁有強大競爭力。
中國政府體制屬於威權管理,對於市場經濟又採取嚴格管控。(Getty Images)
【指標四】 台商遭坑殺 兩岸經貿糾紛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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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上,幾個中共官員駕著漁船、灑著網。海面下,一群魚兒被誘餌的香氣吸引過來,不知不覺游入了漁網當中,這群魚兒身上寫著名字「台商」。船上的官員一邊作勢準備拉起漁網、一邊問著對方說:「可以收網了吧?」
這是知名的時論漫畫家CoCo,在1033期台灣《商業周刊》中所繪製的一幅時事漫畫。簡潔的筆觸,卻諷刺而一針見血地直指中共官方假用各種優惠之名,來對台商和外資進行坑、矇、拐、騙的猙獰面目。
根據台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統計,自2000年以來,台商在中國大陸受到人身安全威脅、以及商務糾紛的投訴案例明顯激增(尚不包括默不吭聲、未申訴的受害黑數),尤其是2006年,比2005年成長了將近100件,令人咋舌。
「無名子」清粥小菜,是頗負盛名的台灣餐廳,卻也是台商受害的血淋淋案例。
1998年前往中國大陸投資,並獲得出色成績後,迅速擴張至中國各省,然而卻也遭到中共地方官員覬覦。官員聯合警察、流氓、司法、律師等勢力,一同坑殺無名子創辦人王文政。
王文政回憶道,當時旗下的員工與公安、司法體系勾結串通,甚至還想綁架他的小孩、威脅他的生命安全。最後,王文政緊急撤回台灣,中國一百多家的無名子分店,也在短短一年之間被全數吞沒。
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為邦,在「新光天地」案發生後不久,再度嚴詞呼籲:「掠奪台商的不是表面上的幾個人,而是在他們背後的公權力,因為鬥不過握有公權力的共犯結構,所以台商永遠是輸家!」
倘若我們進一步比對台商經貿申訴案件,將發現一個巧合:這幾年正好是台商在中國遭到威脅最嚴重的年份。這或許也正透露著,台商、外資受害與中共官員貪腐之間,有著某種程度的關連性。
【指標五】 社會風氣敗壞 外企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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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官方的結構性貪腐、捏造經濟成長數字來看,突顯了嚴重的「誠信問題」,中國有句俗語叫做「上樑不正下樑歪」,中國政府不堪檢驗的誠信問題,也禍及社會風氣。中國社會風氣敗壞,從眼前的新聞現象來看,約略可分為仿冒嚴重、假貨猖獗、色情嚴重、治安不佳等。
中國民間各地的仿冒風氣猖獗,令外企苦不堪言。根據一項調查,盜版產業占中國經濟產出的1/3。
美國《商業週刊》也曾在2005年1月指出,仿冒工業成為全球成長最快速的產業之一,去年全球仿冒工業的產值約5,120億美元,美國海關查獲的仿冒品比前年成長46%,全球仿冒品有2/3來自中國大陸,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仿冒王國。
互聯網上經常有網民轉寄令人啼笑皆非的仿冒品案例,例如SONY的商標變成「SQNY」,三菱電器變成「四菱電器」。更誇張的是,就連中共為了爭取2008北京奧運主辦權要綠化北京,竟然以綠色液體直接噴灑在土地上。
根據「美國之音」今年2月的報導,美國指責中國是假冒產品的最大來源,國際商會最近也指出,中國與俄羅斯等國,是假冒產品的最大發源地。中國製造的假冒產品不僅使被仿冒的公司受到損失,還危害到人們的身體健康。
色情氾濫成災,也是中國社會風氣敗壞的另一項突出的指標,中共高官在這一方面堪稱起到了「帶頭作用」。
中共高官「包二奶」的歪風盛行,據傳前上海黨委書記陳良宇就包養了11名情婦,近期最離譜的案例是被笑稱「拉鍊市長」的前陜西省政協副主席龐家鈺貪腐案。
龐家鈺今年2月份遭到撤職,他涉嫌設計誘姦屬下妻子,而一些想保住官位或發財的官員,妻子幾乎都讓龐家鈺染指了。龐家鈺最後之所以倒台,是被11位情婦聯手告狀。
今年9月中旬的《泰晤士報》就分析,中共改革開放、財富增加之後,官員開始腐敗出現包二奶的現象。但是包二奶要有錢,所以包二奶的官員一般都涉嫌貪污腐敗,因為他們的正式工資根本不夠用。
中國民間各地的仿冒風氣猖獗,令外企苦不堪言。根據一項調查,盜版產業占中國經濟產出的1/3。圖為上海街頭婦女搶購名牌仿冒皮包。(法新社)
【指標六】 民心思變 退黨大潮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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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貪腐嚴重、社會不公加劇,已經引發民心思變,最具代表性的蝴蝶效應就是「退黨大潮」崛起,「三退」的現象不斷升溫。
什麼是「三退」?其一就是「退黨」,退出共產黨;其二是「退團」,退出共青團;其三是「退隊」,退出少年先鋒隊。
這一股燎原在中國各地的退黨大潮,起源於深入剖析中共本質的《九評共產黨》一書問世,許多中共的黨員、團員、隊員的良知,受到此書的啟發,因而退出共產黨。
自2004年12月3日,截至2007年9月18日,退黨人數已達2,622萬餘人,直逼3,000萬人,平均每天有二、三萬人退出共產黨、共青團、少先隊。《九評共產黨》也因為點燃這一股蝴蝶效應,被中共列為第一禁書。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曾經提出分析,這股退黨大潮顯示中共已眾叛親離,跳船逃亡以及人心的向背!
張清溪則認為,這是中共會崩潰的另一證據,加上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發起的「接力絕食」,引發了中國28個省市(中國有31個省市)中國人的聲援支持,並引起全球響應。這都顯示,中國人已經不怕共產黨了。共產黨氣數已盡,已經是強弩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