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谢韬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石破天惊地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以来，海内外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士，纷纷加入讨论，笔者也不揣浅陋在《观察》网站上发表了〈质疑吴稼祥的“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现将笔者有关观点论述如下，请广大海内外读者评论。

一、“民主社会主义”不等于“社会民主主义”

谢韬先生提了很大篇幅论证“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将“瑞典模式”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典范，大声疾呼“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中共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今天，不得已打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号，提出全新的理论，为中国社会寻找发展路向，“耿耿救党之心”（其实是救国家救民族），用心良苦。但是，窃以为无论从政治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都行不通。

首先，从政治意义上说，“民主社会主义”不等于“社会民主主义”，尽管只是排列不同，其实质却南辕北辙。以笔者理解，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上加上某些民主的内容，本质还是社会主义。若果如谢韬先生所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都算作是“民主”，那么这个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就更不值得我们憧憬了。而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本质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发展至今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关。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内容是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制），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议会政治（多党制），阶级和谐，普选和三权分立，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在在都适得其反，因此，根本就不应该相提并论。

其次，“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成立，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盖因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两个互不相容的概念，不可能共存于一体。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执政党及其领袖拥有无限扩张和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进行“专政”。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切都是“党”说了算，连政府都不过是一个摆设，谈何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有制，民众丧失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从而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必须依附“党”和国家才能生存，一旦丧失了经济权利，必然丧失政治权利，包括人权，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有真正民主的，因此，可以说“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伪命题。

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阻碍经济发展

再从经济意义上说，居住在瑞典的茉莉小姐和亲自到北欧考察的许行先生均认为，与其称瑞典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不如称为“人道资本主义”或“福利资本主义”国家更合适。只不过曾经长期由起源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执政，执政期间又实行富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因而被中国的知识份子善意地误读成“社会民主主义”而已。茉莉小姐说：“尽管是世界上有口皆碑的高福利社会，但是瑞典从来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据许行先生考察，瑞典人若月入两万二千港元，税率已达到45%，最高税阶竟高达88%，同为发达地区，香港人若月入两万二千港元，薪俸税仅为瑞典人的四分之一（香港薪俸税率从2%到25%，标准税率仅16%，利得税率仅17.5%），二零零五年瑞典总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高达52.1%，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本国人为了避税，提前退休或旷工：据瑞典统计局公布，二零零五年有四十九点五万人提前退休（瑞典全国人口仅九百万），企业常年旷工率超过20%。而且因为税率采取累进制，收入越多则要按越高的税率缴税，为了逃避高一级的税率，人们不想晋升，不愿意加班工作。据曹长青先生“保守主义在全球的胜利”一文说，瑞典付薪假期居欧洲之冠，全国有几乎一半的人口（四百万人）不是“休病假”就是领取各种福利，造成了一种毛泽东中国时代特有的懒人现象，“只要说身体不适，医生就开假条”。同时，另一方面外国移民纷纷涌入，仅二零零六年就有九点七万人，占全国人口1%多。由于征税太高，企业及个人辛劳所得，一大半要上缴国家，严重挫伤了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企业不愿投资，就业机会自然匮乏；个人不愿工作，生产效率自然降低。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5.9%，全民失业率近40%，结果造成恶性循环，经济严重萎缩。

结果在全球自由化市场浪潮的冲击下，五个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中的四个执政党下了台，其中包括在瑞典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由主张改革福利制度的保守派取而代之。年轻的瑞典右翼联盟新首相费尔德去年九月上台后，就开始实践他的竞选诺言，先是在今年三月底承诺取消对个人除房产以外的其他资产征收财富税，紧接着四月三日就宣布将于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取消对房产征收财富税。同时减少向失业人口发放福利金，下调所得税税率，降低新公司创立门槛等等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希望能够用渐进的方式改变长期实行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重新融入世界自由经济的轨道。瑞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埃克隆指出：“税率已到极限，国家效率必须改进”，他表示，北欧国家逐渐融入“欧洲主流”，独有的特色必将淡化。法新社称瑞典与“福利国家”渐行渐远，自由主义经济正在复活；新加坡《联合早报》五月二十八日以〈民主社会主义破产－－北欧四国逐步废除福利制度为题〉，对此作了详细报导。

三、“瑞典模式”不适合现阶段中国

很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信息闭塞的中国知识份子仍然将“瑞典模式”视作挽救中国的首选良药，无异是开错了药方。

谢韬先生说，“瑞典模式”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产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段话，其实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没有甚么区别。可是，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了，无论是过去的苏联和中国，或者今天的瑞典，都只是乌托邦，根本实现不了。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失败就不用说了，他们从来未能真正调动过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去有效地增加生产，发展经济，整个社会长期处于极端贫穷和匮乏的困境。为了实现他们“平等”、“共产”的理想，唯有劫富济贫，将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资本主义经济扼杀于摇篮之中，将本来就不富裕的资产阶级有限资产充公，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他们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去解放生产力，让“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思想觉悟得到极大的提高，从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殊不知结果适得其反，被他们“解放”了的工人农民不但一无所得，反而失去了原来仅有的个人财富，他们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不过是国家的奴隶，真正的国家主人却是掌握了一切资源的各级官僚，民众的生产积极性被彻底窒息，整个社会经济大倒退，陷入崩溃边缘。

在贫穷的国家如此，在富裕的国家瑞典也未能实现谢韬先生上面所说的共同富裕的理想，原因何在？原因在于要想让穷人变成富人，必须极大释放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发展经济，让“社会财产总量不断增加”。即是首先要把国家经济这块饼尽可能地做大，而不是在这块饼很小，或者初具规模的时候，就忙于去平分这块饼。人生来智力、体力、能力各不相同，而且各人命运际遇也千差万别，因而各人对社会的贡献势必有大有小。可是，高税收高福利这种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共产主义政策，却无视这种差别，企图用“二次分配”的办法达到“平等”的目的，其结果只会奖懒罚勤，极大地挫伤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事实证明，这种政策正是发展生产力的天敌，凡是采用了的国家，无论贫富，统统都会令国家经济陷入困境。

笔者在〈质疑吴稼祥的“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一文中说过：“（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因为他们是富裕社会，多数人养少数人行得通；中国是一个贫穷社会，靠少数人养多数人行不通。”在瑞典这样人均GDP高达两万多美元，全国仅九百多万人口的富裕国家内，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尚且招致经济停滞的结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80%，人均GDP仅一千多美元的十三亿人口大国里，如果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有何后果？可想而知。即使将最富有的10%人口的90%财产都征了税，平分给其余的90%人口，每人也分不到多少，这样做，能提高生产积极性吗？国家经济能够向前发展吗？笔者不是笼统地反对福利政策，只是反对高税收高福利，主张在国家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内，效仿香港设立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廉租屋、政府医院、综合援助金），而不是摹仿瑞典大手笔的，结果势必被滥用的全民高福利。

四、中国的出路在于自由资本主义

中国漫长的五千年历史中，除了一九二六至一九三六年仅有短暂十年，从来没有过一段完整的稳定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在共产党叛乱，国内战争不断，外敌入侵的恶劣情况下，由于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国家经济仍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可惜这段黄金时期只是昙花一现，一去不返。现在中国名义上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官僚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坏的资本主义。经济表面上的高速增长，建立在官商勾结，化公为私，滥用资源，破坏环境之上，少数官僚资产阶级以权谋私，巧取豪夺；普罗大众面对居住、教育和医疗三座大山却生活艰难，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好的资本主义，可以极大地发展生产力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笔者在上述的同一篇文章里说过：“与此相比，笔者宁可选择自由资本主义，让我们中国也获得一个从未有过的自由资本发展时期，让亿万人民完全放开手脚，在公正公开的社会制度下各尽所能，各显神通，公平竞争，以我们中华民族的聪明勇敢，勤劳刻苦，国家经济和国民生活一定会突飞猛进，待中国进入富裕社会再实行‘社会民主主义’不迟。”

在这方面，同是华人社区的香港和台湾提供了最好的范例。特别是香港，继承了英国殖民统治良好的法治基础，和“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以低税率和自由港政策闻名于世：资金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免税进出口；税制简单，税率仅高于爱尔兰的12.5%，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居第二低，所以能够连续十三年被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系第一名，和连续多年被评为最具竞争力第二名。香港人均GDP高达近三万美元，占世界第十五位；人均财富达二十多万美元，为世界第一。以一个仅一千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蕞尔小岛，能够取得如许成就，被世界经济学界誉为“香港奇迹”，实在堪称华人经济发展的典范，与其远道取经并不成功的“瑞典模式”，不如就近学习举世公认的“香港奇迹”。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四日，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