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上去又老又瘦，衣装也马虎，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

“你脑子里最经常想的是什么？”我问她。

“为什么是我？这病为什么让我得？这太不公平！”她说。

“你找到答案了吗？”

“因为比起很多人来，我是坚强的，所以上帝就让我承受了。换了别人早就放弃了……”她回答。

“哦，你真的以为这世界上的疾病是根据人的承受能力去分配的吗？”我又追问了一句。

她不说话了。

“医生，昨天在去医院的公车上，我注意到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尤其是她那一头令人羡慕的浓浓的长发。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直到她要下车了，只见她拿起靠在身边的拐杖－－原来她只有一条腿！我立即从对上帝的抱怨中醒悟过来，我因为自己一根头发也没有了而埋怨命运，却不知上帝已经对我非常的慈悲了。我一定是过去欠了很多很多，今天才会落得这样，是吗？”她问我。

“也许是吧。”

我知道，在她心灵深处，还有那根深蒂固的怨恨，觉得老天不公，为什么这灾难会降临在她身上，而不是别人。

“我母亲生第一个孩子时才十九岁，在她不到廿一岁时就有两个孩子了。与其说她是妈妈，还不如说她是拿我们姐妹俩当‘玩具’的大孩子。她一边喂奶，一边把我们的奶糕当中饭吃了。高兴时我们被打扮得像橱窗里当展览样品的娃娃，不高兴时，那就惨了……父亲是军人，所以他到哪儿我们就跟随着。

可怕的是我的童年上过至少廿至卅所学校，住过几十个城市，搬过无数次家。母亲换住房比换衣服还快，经常是早上刚搬进新家，下午她又看上别处了。我没有一个固定的朋友，刚刚认识就要分手了。所以对母亲我一直是不满的……”

玛莎很想找到自己得病的原因，性格中的不随和、世界观与一整套与人相处不长久的问题究竟是从哪儿来的？所以，她找个机会又到我这儿来了。

“姐姐安娜很随和，对什么都无所谓。她习惯母亲的那种吉普赛的生活方式，所以只有一个随身的小皮箱，这是她的所有财产，到哪儿一提就上路了。而我，正如你料到的，我是收集家，收藏一切原始的记忆，我连自己剪的第一个蝴蝶至今都保存着。所以，到我能够自己整理东西，浩浩荡荡的几十个盒子都编了号码时，母亲才渐渐不想搬家了，因为太麻烦了。”

“得了癌症后，我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坐下来与母亲谈话。一反过去我们之间的常态，我像母亲，她是孩子很多年了。我还没有开口，她先说：‘玛莎，你知道吗？我一点也不奇怪你得这个病，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一切会发生的……’我一阵头晕，如果不是她坐在眼前，我会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