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世界日报》三月卅日用将近整版的篇幅，报导了加拿大外交部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和著名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讲述中国器官交易与迫害法轮功的黑幕。报导全文如下：

两个加拿大人──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乔高身材高瘦，爱笑，深蓝色的眼睛透着幽默。麦塔斯个头瘦小，说话轻声细语，镶金边眼镜后面的目光严肃。这两个不同的人，他们有个共同的家乡──温尼派格城（Winnipeg）。在那里，他俩开始了无数次的交集。同样是专业中的佼佼者；同样亲切有礼、举止得体。他们同样对“强大”的中国，可能造成威胁。

二○○六年五月廿六日之后，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因为在他们的信箱里，躺着一封令人震惊的指控信等待着他们的调查。在这封信中，中国被指控大量盗取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甚至高价出售卖到国外。全球追查迫害法轮功联盟，一个在华盛顿注册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在信中请求乔高和麦塔斯，进一步调查这项传言。后来，他俩找到了很多调查线索，让中共无法反驳这项严厉的指控。于是，他们把调查结果详细、具体地写入二○○六年七月份发表的调查报告中。

从此之后，这两人不辞辛苦，奔波往返于世界各国之间，把他们知道的情况告诉更多的人。他们在不同国家的议会发表讲话，与内阁政客交谈，尤其在联合国，他们做了许多工作。

在国际指责声浪的压力下，二○○六年七月一日，一条全面禁止器官交易的法律在中国生效。器官移植必须得到官方书面批准后，才可以对捐赠器官人士的肾脏，胰腺或眼角膜进行摘取。

暴利的器官交易持续进行

乔高和麦塔斯肯定的认为，这条法律不可能禁止实际发生的器官交易。在中国，制定法律和具体执行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曾在担任亚太司司长时多次到中国旅行的乔高这样说：“利润丰厚的器官交易继续进行，没有受到任何障碍。”

二○○六年十一月底，比利时议员帕特里克．万科鲁克斯文（Patrik Vankrukelsven）给北京的两家医院打电话，称自己是一名等待换肾的病人。两家医院都马上为他提供器官，报价折算欧元五万元。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二○○六年十一月公开承认，大部份在中国移植的器官来自死刑罪犯。黄还当着中国南方大都市──广州的医生们说，这种交易应该被禁止。然而黄说的“这种交易”，按新颁法律在二○○六年七月份就应该被全面禁止了。

在中国 器官惊人地被浪费

按他们的调查，为给一个出手大方的顾客找到合适的器官来源，可能导致多名囚犯被杀害。乔高曾遇到一个二○○三年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得到了八个肾脏供应的先生。因他的血液成份和抗体与捐器官者的不符，所以移植手术多次失败。当他移植最后一个器官时，手术的医生说，这个器官是从死刑犯那里来的。

器官的浪费在中国是惊人的。乔高说，医生承负得起他们在技术上的差错。按官方数字计算每年一千六百个被执行死刑的人，会让他们的器官库供不应求。

从数量巨大的调查线索和其间的连带关系，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他们得出结论，这项指控是真实的。被摘除器官的活人在手术中或手术后随即死亡，说白了就是利用摘取器官的方式杀人。“很多次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们的调查结果，并为之感到震惊，不愿继续下去。”乔高说。曾为许多在二战时期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打过官司的麦塔斯，联想起了被屠杀的几百万犹太人，他表示：“从那以后，就没有什么残忍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了。”

人们认识不到事件的残酷

令人吃惊地，在中国，人们几乎认识不到这件事情的残酷性。到七月份为止，中国医院在他们的网页上公开宣传，器官移植等待时间非常短。一所中国国际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上写着：我们只需要一周就能找到一位合适的肾脏捐献者，最长的等待时间是一个月。而西方国家的病人等待一个合适的肾脏捐献者，通常需要等待许多年。

尽管如此，许多医生在电话里毫不保留地告知你实情。“我们会挑选年轻、健康的肾脏。”广州军区医院一位朱博士二○○六年四月在电话里这样说：“几个法轮功学员的肾脏正在‘运输途中’。”

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

麦塔斯和乔高说，虽然所有被处以死刑的人基本上都可能被摘取器官，但是法轮功学员的确是一群被中国当局特别污辱虐待，受尽凌辱的一个群体。

“在一个充满仇恨的大气候下，法轮功学员非常容易成为暴力的受害者。”麦塔斯说。而且法轮功学员是人体器官“完美的供应者”，乔高和麦塔斯在他们的报告中这样写着。他们大多数人体质健康年轻化，他们既不抽菸，也不喝酒。

主要证人安妮是一位在辽宁苏家屯医院摘除了两千位法轮功学员眼角膜医生的前妻。采访了安妮的乔高认为，她的证词细节准确，是真实的。他强调说，她和法轮功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们认为最有说服力的是，一九九九年法轮功被中国禁止后，器官移植的总数量在跳跃式的增长。按官方统计，从一九九四到一九九八年，共有一万八千五百个器官移植案例，而在二○○○到二○○五年内，器官移植的总数是六万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