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八年前北京申奥成功时的风光相比，目前中国政府却正面临难以摆脱的难堪局面，那就是国际社会抵制奥运的活动正如星星之火，连一向远离国际政治风云的挪威也有团体加入了抵制北京奥运的行列。最让中国当局难受的是国内人民也加入的抵制，如黑龙江省富锦市清化村三千农民签名呼吁“不要奥运要人权”。
 
从二零零一年申奥成功到今年不过七年光景，中国经济神话的魅力还未褪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为何竟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只要分析抵制运动的各种口号，就会发现，是中国政府的背信弃义导致了目前这场抵制运动逐步升温。当年中国政府以承诺改善中国人权减少申奥压力，而当拿到奥运举办权之后，不仅未对中国人权状态稍加改善，反而因逐步加强的政治高压、日益扩大的特务统治使中国人权状态日益恶化。

一、抵制奥运源于中国当局的背信弃义

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动辄把各种批评言论及批判性学术研究坐以严重的政治罪名。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颠覆政府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等，并将论者投入监狱的中国当局，在对待抵制奥运的态度上，却一反常态的去政治化，要求国际社会不要将奥运与政治挂钩，并在报导中借所谓某教授之口称将奥运与政治挂钩是“根本不懂奥运精神”，还将当年美国等六十一国抵制莫斯科奥运说成是一场“丑剧”，其实泛政治化的中国当局最没有资格要求别人远离政治，这种要求的目的只不过是希望别人远离政治，自家垄断政治权力包括政治话语权。

且来看看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抵制奥运事件。

尽管奥林匹克运动奉行“不干预政治”的基本原则，历届奥运会仍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时代的政治烙印，与现代国际政治的发展演变息息相关。从一八九六年起，奥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只在一九一六年、一九四○年和一九四四年因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暂时中断。二战以后国际局势诡谲多变，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与世界两极格局的发展、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等历史大事件都曾对奥运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国际冲突导致一些国家因本国的政治利益而抵制奥运或是拒绝与对抗国同场竞技。一九五六年的墨尔本首开抵制奥运之先河，英法对苏伊士运河的战事激怒了埃及、伊拉克和黎巴嫩，而前苏联对“布拉格之春”的扼杀又导致瑞士、西班牙和荷兰拒绝跨入奥运大门。一九七九年前苏联出兵阿富汗，引发了由美国倡议、六十一国拒不参加莫斯科奥运的史上最大“抵制事件”，其中主要的抵制理由就是苏联的人权状态恶劣。为报复此举，前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也宣布抵制一九八四年的洛杉矶奥运。

由此可见，奥运不可能真正与政治完全脱离。二零零一年七月在莫斯科申奥时，中国政府为了获得奥运会的主办权，不惜一切代价消解当时的反对声音，曾向奥委会与反对者们承诺：只要让北京承办奥运会，中国将改善人权。但此后多年来，中国的人权状态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持续恶化。总部设于法国巴黎的记者无疆界一直密切关注中国人权，尤其是对于中国政府钳制舆论、以言入罪的恶行时常批评抗议，一直是呼吁抵制奥运会的主力。为了让记者无疆界消音，二零零七年一月，中国当局邀请记者无疆界秘书长梅纳尔（Robert Menard）及其亚洲部负责人布罗塞尔（Vincent Brosse）访华。其间以花言巧语许诺改善中国人权，骗取了记者无疆界组织停止呼吁抵制北京奥运。梅纳尔等访问北京期间，向中共提出了改善新闻自由的十点要求，最主要的是要求释放一些被关押的记者、网络异议人士。这些网络异议人士、记者和维护言论自由的人士加起来有一百多位，名单中所列举的都是健康状况最差的、年纪最大的、在狱中时间最长的。中国当局承诺说“没问题”，并定下了释放某某的日期，甚么时候可以探视某某，还许诺说在某个时候将允许记者无疆界到中国设点，并对某某网站解除封锁等等。

但这次会面后的七个月当中，中国没有履行任何承诺，迫使记者无疆界重新举起抵制奥运的旗帜，以回应北京的背信弃义。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负责人一方面写信致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兑现当年申奥时改善人权的承诺。该组织还为这次重新发起的抵制活动专门设计了一个图案标志，用五个套在一起的手铐来代替奥林匹克的五环，寓意北京政府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象征着中国人没有自由的现实。

二、抵制二零零八年奥运具有政治正义性与道德高贵性

与历史上历次抵制相比，抵制二零零八北京奥运有两大特点：
第一、发动抵制运动的主体是国际人权团体，呼应者则来自社会各阶层，从政治家、社会名流直至普通大学生。记者无疆界、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是这场抵制运动中当之无愧的主力，响应者当中有澳洲人权团体联盟（成员包括许多加国前政要）、美国众议院资深议员汤姆．兰托斯、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法国总统候选人罗亚尔等人。

将这次抵制推向高潮的是美国电影明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米亚法罗女士。她在《华尔街日报》（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八日）上撰文，指责中国向苏丹提供的经济帮助，“使达佛的屠杀得以进行”，并呼吁抵制她称之为在北京举行的“族群灭绝奥运会”。不仅如此，法罗还撰文指责在3月间赴中协助北京打造奥运会的美国著名导演史蒂芬．斯匹尔伯格。她质问斯匹尔伯格是否知道达佛大屠杀的背后有着中国的血腥银弹。斯匹尔伯格随后写信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谴责达佛大屠杀，还要求北京发挥影响力，“结束当地人民的痛苦”。

加拿大目前是呼吁抵制奥运声音比较高的一个国度，连大学生都参加这次抵制，如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学生会是其中一支活跃的队伍。从上述人士构成来看，并不局限于中国政府宣称的那些“反华势力”（如日本政界右翼势力、法轮功、台独势力等），也绝非中国当局诋毁的想藉此捞取名声的“不入流人物”。

第二，发动抵制的原因与抵制者本身利益无关，而是事关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人权状态，以及中国与苏丹等政权进行合作。对中国当局以及“中国政府的好朋友”苏丹、津巴布韦等国的恶劣人权状态，抵制者们无法接受。应该说，这是历史上道德最高尚的抵制奥运活动。这些参加者毫无个人的利益动机，他们只是看到了中国的失地农民因反抗政府强征土地而被地方政府集结的黑社会势力与军警棍棒齐下痛殴的现场录像，也知道今天的中国人们随时会被政府以城市拆迁的名义驱离家园；他们厌恶被称之为“互联网之敌”的中国当局，同情那些因为在网上发表言论而被诬以重罪投入监狱的普通中国人；他们还知道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活体人体器官提供源，也了解到计划生育实施过程的残酷与惨无人道。他们还知道不仅是人，就是动物在中国也受到惨无人道的虐待，因此，为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从未去过的这块国土上的人民，这些抵制者以自己的行动表达了一个高尚的心愿：促进中国人权的改善。

与那些对抵制奥运活动泼污水的人士相比，抵制者的道德更显高尚。连中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那些泼污水人士大多出于利益动机，用中国政府自己的话来说，“中国现在是个经济强国，很多国家和公司在中国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见《环球时报》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个别政客拿抵制奥运要挟中国，西方舆论应者寥寥〉）这句话一语道破天机，连中国政府自己都明白，除了利益牵引，中共政府毫无道德上的政治感召力。

而中国人的抵制更是难能可贵。目前，在特务横行、警察遍地的政治高压下，黑龙江的农民们能够以签名信的方式喊出“要人权不要奥运”，意味着他们要求结束在中国跪着求生的历史。

三、中国民众开始觉醒：人权重于金牌与举办奥运

其实，早在二零零四年奥运会以后，中国舆论就已经开始对“金牌政治”严重质疑。

认为奥运金牌代表中国强大，是中国政府通过多年的宣传与意识形态教育灌输给民众的一种政治幻觉。中共政府的政治追求从来就是富国强兵，即使是改革以来所强调的“经济发展”，其终点也在于强国而不在富民，人权根本不在其政治考量之内。

也因此，中国政府对奥运会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解，那就是：参加奥运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国力量、地位、政治面貌和精神状态。如果金牌名列前茅，或能够成功举办一届奥运，被认为具有提高国际威望、构建国内和谐，以及“团结世界爱好和平之友人、增进彼此了解、推动共同进步”之功用。中共甚至宣传，日本与韩国就是通过举办奥运而跨越现代化的门槛，如果北京能够举办奥运会，必将会为中国带来美好的明天。
 
也正是在这种政治见解的驱动下，中国才有了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金牌政治”。遥想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上，在隔绝于奥运二十八年之后，许海峰为中国夺得首枚金牌，这枚金牌使中国舆情沸腾，《中国青年报》记者孙杰记述该次事件的通讯“光荣啊，普拉多的枪声”被收入了小学语文课本中，从此奥运会金牌通过“教育”渗透到青年一代心中，成了中国人的强国梦，“奥运情结”更是成为中国政府凝聚民心的一个重要法宝。不少中国人（包括不少海外华人）甚至将是否支持北京奥运当作是否爱国的表现。二零零一年中国申奥成功时，不少中国人确实以为这标志着中国的国际威望大大提升。

但金牌体育政策的结果，并未提高全民身体素质，除了纳税人重金供养的运动员通过“金牌”而登龙门，以及众多官员依附于奥运金牌梦上获利之外，民众看不到金牌多少与改善民生有何关系。二零零四年奥运之后，中国成了第二金牌大国，但就在政府举办各种庆典欢庆之时，当时还略有生存空间的中国舆论却对“奥运情结”做了深刻反思，对“金牌体育政策”颇多微辞。这些微辞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质疑金牌体育政策是否符合人民利益

二零零四年奥运会上，中国夺得金牌三十二枚，仅次于美国的金牌三十五枚，对这一结果，深怀奥运情结的中国人本该高兴才是。然而头脑渐渐清醒的中国人面对如此多的金牌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与原来的社会主义邻国俄罗斯相比，中国人发现在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的情况下，政府舍弃人民福利不顾，投入重金堆出来的一堆奖牌并无优势可言，因为俄国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格鲁吉亚、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立陶宛等九国所得金牌相加，共得金牌四十五枚，奖牌一百六十二枚，比美国还要多得多。对于国家重金堆奖牌一事，中国人原来心安理得：苏联号称体育强国，不也是靠国家拿钱堆出来众多世界冠军吗？但如今俄罗斯等国早已民主化，不能够再像以往那样依靠专制机器集中全国物力人力去拼奥运金牌，这次奥运成绩完全是靠运动员自己硬拚出来的。至于与美国运动员的差别，中国人也早就清楚：美国除了少数具有观赏价值因而能够赚钱的运动项目有职业运动员之外，大部份运动项目的选手都是业余的，而中国的运动员却清一色是纳税人供养的职业运动员。

中国人也清楚奥运奖牌虽多，中国却并非体育大国。在金牌大国的前十名中的国家，基本上是每一百万人拥有一块奖牌，美国略高，是二百八十五万人一块，只有中国却是二千零五十九万人才拥有一块奖牌。中国人也清楚，中国青年出国留学时，与同学相比，体育方面几乎一无强项，因为中国几乎没有公共体育设施供平民免费使用。

中国人更清楚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本国教育事业落后，全国还有五千万失学儿童；政府积欠职工养老保险金达一万亿左右，占年GDP总值将近一半，不少退休职工领不到退休金。底层百姓不能生病，因为政府的“医疗保险改革”是将这项福利减到最少，让大多数人无钱看病。在民生艰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花纳税人那么多钱，培养一些金牌运动员，为中国政府挣面子，此举真符合人民利益，且真正出自人民的愿望吗？

2、每块金牌到底投入多少成本？

将这次反思推向高潮的是一篇题为〈警惕奥运金牌的陷阱〉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展示了惊人的数字：二零零零年悉尼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总局的事业费从每年三十亿元上涨到了每年五十亿元。按此计算，雅典奥运会“备战”四年，中国花费了二百亿元。如果中国队在雅典获得三十枚金牌（事实上得了32枚），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七亿元，“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但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认为“七亿元一枚金牌”的结论，是依据二零零零年至雅典奥运的四年间，体育总局事业费总额的二百亿元，按三十枚金牌平均下来推出来的，不应该将体育总局的全部费用都折算到金牌里面。他提出一个数字：中国政府在一个奥运选手上投入的费用大概在四、五百万元左右，按中国奥运代表团四百名运动员计算，总投入大概在十六亿至二十亿之间。折算到三十二枚金牌上，一枚金牌的成本就是五、六千万元的水平。

鲍明晓本意是想说明金牌成本并未高达七亿元，但五、六千万元在中国，也绝对不是个小数目，以其官方研究专业研究人员身份作此语，反而坐实了金牌成本的确非常昂贵。也正因为有了如此明确的费用计算，故此中国选手虽然在奥运会上夺得了三十二枚金牌，但舆论对他们的欢呼不但无法与二十年前的沸腾状态相比，甚至无法与二零零零年悉尼奥运会鸣“金”收兵后的欢呼声相比。

最刺激中国人感官的是二零零四年奥运会举办之时，正值中国新学期开学，不少穷人孩子为筹措学费陷入困境的报导不断见之于媒体。一些穷孩子为了数百元或者数千元学费陷入绝境，不是自杀就是家人自杀。社会天平的极度倾斜让人感受到极为强烈的刺激：一方面是社会精英们陆续赴雅典“见奥运世面”的欢快与轻松，另一方面是一个又一个穷人家庭因为高额学费而陷入家破人亡的绝境，奥运金牌在这些穷人的痛苦与绝望映照下，不可避免抹上黯然之色。人们因此对重奖运动员以及众多官员借奥运为名花费巨额公帑出国考察等行为表示怀疑。二○○四年审计风暴中揭露国家体育总局挪用奥运会专项资金建造住房的腐败丑闻，更是对这种怀疑批评推波助澜，甚至有网友发出“奥运，奥运，多少腐败假汝之名以行！”的感叹。

结语：只有尊重人权的国家才会受到世界尊重

金牌重要还是民生重要？这一沉重的发问积累到今天，就凝聚成部份觉醒者沉甸甸的痛苦呼喊：“要人权不要奥运”！

目前距中国举办二零零八年奥运会只有一年左右时间，中国政府花的金钱有如哗哗流水，但流淌的却全然不是地方，徒然激起民怨。依此看来，很难保证中国不步当年纳粹德国与前苏联的后尘，当年这两个专制强权国家都曾借举办奥运炫耀国威与自己的“光荣伟大正确”，但距离其举办奥运均不到十年，两个强权国家就灰飞烟灭。覆辙未远，中国政府如此漠视人权，只会促使其危机更早到来。

四月三十日国际特赦（AmnestyInternationa）公布了一项长达二十二页的报告：“中国：奥林匹克倒计时──镇压异己，阻碍死刑制度和媒体改革（The Olympics Countdown Repression of Activists，Overshadows Death Penalty and Media Reforms），报告严肃指出，国际社会支持中国举办二零零八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旨在帮助和促进中国改善人权，为此北京政府也做出严肃许诺，保证大力改善大陆人权状况，然而最近他们的调查评估却发现，为主办奥运，中国政府至少在北京地区将更多的人未经审判就拘留或劳教，情况比以往更糟。

这份报告尖锐批评了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但由于篇幅与该组织的专业工作所限，只能列举一些受迫害的政治犯与良心犯的个案，其实，中国民众的恶劣生存状态更能说明中国人权的普遍状态，而最近山西黑窑事件，只不过是中国乡村沦落、农村经济破产的一个事例而已，而同类事情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绝对不是个案。

在此，我谨以一位中国学者的良知，再次呼吁：中国的强国梦应该在富国强兵这两项内容之外，将人权作为与之并列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即使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扬威于世界，政府财政充裕且官员富足，但民众却不得不在非常不体面的劳动环境中工作，面对权力只能跪着求生，这样的国家即使再多办点奥运之类的面子工程，也无法赢得世界的尊重，无法实现其担任世界领导者的梦想。

二零零七年七月中下旬写于美国新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