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刊》七月廿三日的封面故事以“碎裂中国”（Broken China）为题，报导质疑中国无法解决环境问题、无法抑制股市投机和管理企业，如何能成为下一个经济强权？中共的问题在于其自身的权力结构，它并不缺乏解决自身问题的资金，它真正缺乏的是检视其政治结构的决心。

报导说，在过去卅年中，中国经济的平均年成长率达到百分之九点五。它出口从T恤到电视等各式各样的产品，外销能力惊人。它拥有世界上成长最快的消费市场，其所赚取的大量金钱使其得以买下南美的矿场、IBM的个人电脑部门，以及私募股权(Private Equity)公司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的大量股份。

然而，为何相同的政府在当地和外国专家的多年警告下，仍难以制止外销的危险物品，包括污染的海鲜、毒牙膏和药物等？关于中国危险产品的新闻报导，透露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只要你稍微探测一下中国的经济奇迹，你会发现有大量的行政弊端存在。产品安全只是中共政权无法执行所需规定的一方面，其他从制造、环境到版权和资本市场等许多方面，同样存在很多问题。

中国外销的危险物品，包括污染的海鲜、毒牙膏和药物等。图为北京市场的海鲜摊贩。

中国外销的危险物品，包括污染的海鲜、毒牙膏和药物等。图为北京一家商场贩售中国制造的玩具。

尽管中共政权从九○年代初期开始，就郑重地对美国承诺要保护智慧财产权，但是这部擅于封锁网络的政治机器，却无法阻止北京市中心的小贩出售冒牌的iPod。

中共已经说了几十年要建立社会安全网，但是当工作人口老化时，它却未投资足够的钱阻止隐约浮现的医疗、教育和退休金危机。

中国经济模式的临界点

过去曾成功地增加国内生产总额的相同政策，却也阻止了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的进取心。中共不愿意做必要的投资以提供基本的医疗，以及可以在全国各地执行环境、安全和公司管理的管理机制。

北京人民大学经济学家陈秀山(Chen Xiushan)说：“中国的经济成长模式是以简单的扩产观念为基础。这个模式已经到了临界点。”

另一个较棘手的问题是，中共自身的权力结构。尽管中共当局在政治上完全垄断，但是地方的共产党官员却享有社会上和经济上的特权，促使他们藐视规定或是毫无顾忌地挥霍。

不正常的施政

如果中共的问题持续下去，全世界都必须与此一无法保证产品的安全、抑制盗版或减少污染的贸易巨人为伍。在未来几年，中国可能可以持续快速成长，但是中共不正常的施政，却使人怀疑中国是否能真正成为经济上的超级强权。

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党

中共并不缺乏解决自身问题的资金，它也有管理环境、医疗和劳工安全的法源。中共真正缺乏的是，检视其政治结构的决心，此一政治结构给与共产党官员太多权力，甚至足以对最小的村落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中共的经济制度跨越六百五十七个自治市、二千八百六十二个县和四万一千六百三十六个城镇。美国密西根大学汉学家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表示，因为共产党官员的年度考绩有百分之七十左右是以GDP的成长来评等，所以他们给予地方企业低利贷款、证照、不受竞争者影响和不受规定制约等优惠。官员贪污的机会很大。李侃如说：“心照不宣的是，如果你的地区富起来了，那你也应该富起来。中国共产党应该叫‘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党’(Chinese Bureaucratic Capitalist Party)。”

尽管中共当局给予各省市教育和医疗资金，但是这些钱大都会移转到其他地方。中共审计署曾指出，百分之十受稽核的中央资金，包括用于退休金、医疗和失业的配额，被非法移转至公司、兴建豪华的政府大楼和其他可疑的投资项目。美国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学者罗森(Daniel H. Rosen)表示：“所有我们认为对中国而言比较有利的条件，现在正转变为不利的条件。”

中共利己主义不可能改变

有人说，中国经济模式的缺点很多。这样的评断是否公平？中国在短短卅年内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参考其他例子，韩国和台湾在经历民主的创伤转型后才制服了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地，中国共产党似乎无法忍受政治上的改革。事实上，它正在压制不同的言论。

于是，问这么一个不同的问题就很公平了──在改革者几十年的努力之后，为何认定中国将建立现代工业社会所需的财政、法律和行政制度？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驯服毫无纪律的利己主义，此一利己主义是邓小平在历史上与党和人民妥协所造成的。这需要一种法律制度，此一制度不让地方官员规避法令、不以简单的GDP指标和滋养企业的资本市场评量官员的考绩。简言之，就是让共产党远离企业。目前，这种改革在政治上似乎不可能。毕竟，我们今天看到有问题的中共还将是十年后的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