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媒体再次炒作作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中国长城时，这个历史的断壁残垣又开始在人们的心中浮现，然而抚膺追昔，长城在给我们一丝苍凉外，它所具备的意义已经不多了。今天的长城所具备的文化意义－－现在似乎只有它仍值得我们做一些探讨了。

长城是古老“中国”的一道藩篱，虽然它对外的抵御功能差不多等于一道篱笆。这道藩篱一直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表征。长城是和“中国”连在一起的，烽火台和狼烟见证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从开头到结束：自秦以来的暴政开始到“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长城这道汉民族的抵御的藩篱逐渐变成了一道篱笆。它无力抵御任何真正想要进入它的强悍的外族。

回到长城的过去。“中国”和它之外的异域发生的那一切“不正当关系”，使长城在历史中地位一直变得模糊不清。当中原的汉民族走上它历史上的兴盛时期之路时，秦汉时期的“中国”之外的民族还是那个世界的婴儿，偶尔到中原掠食的流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雏形。那时侯，长城可以抵御分散的尚未真正结盟的草原民族，而“天朝”的“和亲”和其他外交政策尚能对长城以外的分散民族各个击破。在这个时候，长城显示出了它的某种功效。它仍可视为中原帝国对外的一个有力的威慑。

横亘两千多年，以长城为根基，中国社会阶层的金字塔结构开始成长并完善。长城不仅只具有社会层面的意义而开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腐败工程。同历史上的任何其他腐败工程一样，长城也带有“一般腐败”的基本特征：以“天朝”国家的军事目的和利益为正当诉求，以暴力为手段，而以中饱私囊为最终目的。长城在农业大国少得可怜的“国家级”的大型工程中，它是帝国统治阶级内部可以分而食之的大块肥肉。

虽然我们无可非议出于军事目的筑长城的意义，就像我们不能改变长城外那些强悍民族的存在及其对中原威胁的既成事实一样，长城是“中国”抵御外侮的想像中的替代物。但同时我们还是看到了它内部的伤痛：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是老百姓对长城的善意的诅咒。传说故事折射出人民对封建帝国的无奈，一边他们不能怀疑这个替代物的正当性，因为长城至少是抵御的象征，一边却又对由此而至的残忍倾轧不甘心。

一个女人是哭不倒长城的，在这个庞大的国家权力表征的庞然大物下，孟姜女是千千万万个不甘心就范的小老百姓的缩影。她倒不是怀疑长城的意义或目的，而是对自己觉醒的追求，尽管那时侯她的觉醒不会给她带来任何收获。同长城下面的累累白骨略不同的是，她作为一个经典故事而流传了下来。姻情也罢、家庭也罢，在中国是如此的重要，长城却没有能保护她（他）们，这不是长城的错。

在世界文明史上，北方的骑射民族曾统治这个世界长达一个世纪。自宋以后的“中国”天朝的衰落，“中国”开始成为一个“老大帝国”。历史的消长开始倾斜到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草原帝国”凭藉无与伦比的远距离征服力使欧亚多数国家沦为臣民，有没有长城这道藩篱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作为最先被征服的中原，长城的藩篱倒更像是一道惑人的诱饵，随着大草原的儿子成吉思汗的诞生，一个横跨欧亚的“草原帝国”开始出现，长城阻挡不了它的出现，更阻挡不了它的发展。

长城是中国历史中战争和暴力记忆流传至今的遗物和最切实的见证。作为冷兵器时代的“冷战”产物，它介于粗犷的“外夷”和柔顺的中原腹地之间。在成吉思汗的眼里，长城变得柔顺并开始成为了一道篱笆。从那时开始，长城的抵御“外寇”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际意义；从那时开始，阴柔的中原或“中国”开始变得像一个女人，对于粗暴强悍又掳掠成性的“外寇”来说，长城不过是一件漂亮的衣衫，剥开它就露出了“中国”和中原的肉体，成吉思汗和他的孩儿们在踏平了烽火台后，发现的是一个如此美丽丰饶的国度，垂涎已久的梦想在变成现实后，竟是如此的诱人。

战争是强者的逻辑。藩篱在铁蹄下已然没有了多少意义，但长城内的中华大国作为一个“准民族性”的存在（这个民族的性格从来都不单纯）却并未轻易臣服。长城的狼烟在变成了成吉思汗的炊烟后，这个马背上的皇帝最后却发现“中国”尽管膏腴遍地，但要真正征服他们却并不是那样容易。人民都知道中国能真正抵御外族的不是长城，而是它的千年历史和文化。藩篱是容易攻破的，但长城内的“中国”却是如此的柔韧和顽强，远不是草原帝国骑手们可以轻易征服。

于是“中国”的“包容性”现在开始突现，长城可以是篱笆，但千年淬炼出的中华文明却不是篱笆。这也就是柔韧胜刚强的道理。长城内一个统治阶级被另一个统治阶级所取代，然而中华民族还在，它的文化向心力却使得草原帝国最后“臣服”。千年以后的成吉思汗和他的草原帝国已经消失，作为替代物的长城也已被战乱焚毁渐尽的时候，“中国”还是劫后重生了。

如果长城的藩篱可以维持汉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而不虞外犯的话，长城本来应该是“中国”的一件好事。想着有这一道屏障，人民可以在中原地带依然故我，男耕女织，“种自己的菜园地”，农业大国的臣民们在给上级交够了租子后，也努力可以做一个小康的梦，虽然这个梦在两千年来，在长城内从没有真正实现过。这同样不是长城的错误，中性的长城只是一个替代物。

然而长城内外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却从来没有能够超越既往的藩篱和内心的屏障。引领中国历史走下坡路的第一人朱元璋和他的朱明王朝，把长城推向了极致：除了旱长城更有水长城，因重建而显庞大的明长城无非是它内心虚弱的极端体现。一个柔韧的民族不能牺牲和沉埋于外族的侵入，却仍被荼靡于宦官的阴毒。因为走不出“兴盛与危机”，人们不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吴三桂把大好河山拱手相让于异族，来自北方的多尔衮再次越过这道篱笆，走出盛京，抵达“中国”。长城又再次被牺牲了一次。

历史的兴亡之叹已与长城无关，伫立在中原之外的长城是中性的。今天当人们为旅游的目的在长城游览时，长城作为中国藩篱和屏障的意义已经消失。作为风景的长城在人们的视野里显得是如此的单薄。站在长城上，人们可以看见的并不是那么尖锐的高山、平原，北方在哪里呢？视觉所在，对我们所面对的历史文化方位感到迷茫不解。北方并未消失，但长城所带来的“分界线”已不明朗，追寻风景的人民没有能够理解历史深处已经提供的答案。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内外是故乡。”作为中国人心中的一道藩篱，长城的意义还是中性的。脚下的长城自身不能给我们提供答案，超越长城给中国人带来的藩篱意识，需要我们超越自己。确定一个民族的文化方位同样不是那样容易。现在风景已经消失，长城给我们带来的是另一些它之外的思考。

转自“自由圣火”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