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雪儿
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为《新纪元周刊》题字寄语港人。（新纪元）
在即将到来的七一前夕，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为《新纪元周刊》题字寄语港人：“反对倒退争取民主”。走过风风雨雨的十年历程，港人公民社会日益成熟，香港人一向都有拼搏精神，面对困难仍会勇往直前。主权移交10年来，中共政权逐步侵蚀香港的司法独立，又违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承诺，市民一次又一次上街表达不满，港人通过不断努力的抗争，一次次地抵挡住中共的侵蚀，未来在自己的手中掌握。
1997年7月1日，割让给英国政府超过100年之久的香港，回归中国。10年过去了，香港在国际舞台上跃升为“示威之都”，港人的公民意识日趋成熟。在即将到来的七一前夕，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为《新纪元周刊》题字寄语港人：“反对倒退争取民主”。
在过去的10年，“一国两制”承诺是兑现了还是失败了？当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及制订的〈基本法〉是否保障了香港人？香港回归10年的现状是中共的恩赐还是港人的争取？谁是香港的“中流砥柱”？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根据该声明，香港自1997年7月1日起，终于回归祖国。中共政权在声明中向全世界宣告：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及资本主义制度，将维持50年不变。1997年7月，香港回归中国，中共政权承诺香港人50年不变，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谓的“马照跑，舞照跳”。然而，还没过5年，中共就食言了，包括推翻终审法庭的裁决，先后三次解释〈基本法〉。
前香港人权监察主席夏博义回忆当年九七移交主权后香港的情况说：“回归后，香港的情况比很多人想像的要好，很多人以为〈基本法〉只会维持数个月，然后就会变成像大陆一样，走共产极权主义；我的好朋友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告诉我说，我可能是其中一个少数被逐出境的人，立法会议员李柱铭认为我会被监禁。我自己在想，当时我是一个人权组织的主席，他们肯定不会拘捕我，我的估计没有错。”
七一移交主权当天，夏博义担任一个人权组织的观察员，观察了当天由支联会发起的大游行，从香港岛的铜锣湾游行到中环，主题是“结束一党专政”。
他说：“游行一开始，气氛很紧张，因为这是主权移交后的第一次游行，一位很高级的警官走到游行队伍的前头与请愿人士握手。看到这个情景，让我感到游行会顺利进行，最起码在短期内香港回归前所享有的传统自由会延续。”10年后，夏博义说，自由是延续了，但正在遭到蚕食。
回归前五年的所谓“平稳过渡”
回归初期，香港人并没有直接感受到来自北京的压力，首5个年头，有人说是“平稳过渡”。说是“平稳过渡”，也不是说没有风浪。
1997年7月2日，泰铢受对冲基金狙击，引发亚洲金融风暴，并引爆香港股灾，由房地产和股市支撑的泡沫经济爆破。香港经济由高峰迅速下滑，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同时急挫，加上当时特首董建华在1997年度香港行政长官施政报告提出的“八万五”建屋计划：每年私人楼宇单位、居者有其屋单位和夹心阶层住屋计划单位供应不少于8万5千个，希望10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共房屋的平均时间由6年半缩短至3年。结果，香港楼价在1997年10月19日的最高峰后的一年间下跌了一半，其后在1999年曾反弹两成，但随着“八万五”时期所兴建的楼宇陆续落成，加上种种因素，楼价在其后3年多再下跌超过四成，在2003年8月24日更跌至谷底。在这5年零10个月，香港楼价下跌七成。
因为九七问题、亚太金融风暴及董建华的八万五建屋政策，致香港的楼价狂泻。图为2006年在旺角，一个以往最抢手的街角铺位，也空置待出租。（法新社）
“八万五”建屋政策是董建华被批评得最多的政策之一，市民普遍认为，“八万五”建屋计划是楼价下滑的元凶。当时就有时事评论员嘲讽地说过：“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董建华则制造了负资产阶级。”
1998年的“胡仙案”，让舆论质疑司法当局的公正性。当时的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以公众利益为理由，决定不予起诉涉嫌串谋“笃数”虚报《英文虎报》印量的星岛集团前主席胡仙。胡仙案最不合理的地方，是梁爱诗对胡仙的“选择性不检控”，只检控胡仙的下属，而不检控同案的胡仙。过去中国是“刑不上大夫”，现在香港却是“法不控富人”。更惹人不满的是，当局对待学生案与胡仙案却截然相反，保安局对学生采取“选择性拘捕”，三百多宗没有申请的和平集会和请愿活动，只选择性地检控两宗，而对象都有大学生。
1999年1月29日，香港终审法庭裁定香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无需经中共公安部门审批，即可享有在香港的居留权。其后，香港政府向中共国务院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9年6月29日进行释法，指只有在出生时，父或母已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内地子女，才可拥有居港权。梁爱诗对以上事件的处理手法被批评导致香港法治向下滑泻。
2000年10月，董建华于其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接纳所有由教育统筹委员会提交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议。改革的范围包括课程、评核机制及不同教育阶段的收生制度。
层出不穷的教育改革推行了差不多7年，一直被香港市民和教育界诟病。从事教育工作40多年的司徒华形容教育改革“一塌糊涂”，他批评政府没有顺应香港出生率下降的趋势，推行小班教学，提高教育质素，反而不断兴建新校，另一方面又加速杀校，令家长、学生和教育工作者怨声载道。
学者撰文四万字回顾及总结
前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讲师、曾出任《信报》总编辑一职的练乙铮，曾于2005年6月中在《信报》撰写了17篇文章，名为《浮桴记》，记录他自1998年起担任港府中央政策组顾问，直至2004年7月5日被革除职务期间所观察到的问题。
他在《浮桴记》开宗明义：“我不认为这许多的政策失误，问题都出在董先生或特区政府身上。在政治方面，我认为错误的根源主要在于北京处理香港问题时，犯了历史性的路线错误”。
在经济失误上，练乙铮分析说：“港英时代的‘积极不干预’，好比古法筑桥，政府不必很懂香港和相关经济的特质、结构和政策参数，已经可以应付裕如……董先生的介入政策实乃匹夫之勇；他只能倚靠一些他由衷认为是爱国爱港、肯承担、道德情操高尚的血缘精英和商界奇才；结果董先生推行的经济政策不仅成少败多，还为后来‘官商勾结’的指控埋下伏线而不自知，真是可叹亦复可怜！”
政策失误主因北京处理失当
谈到在特区政府政治方面的失败，练乙铮认为：“特区政府的错误是次，北京的错误是主，因为影响太强劲了。内外两害交加在香港的错综复杂政治环境上，香港不受重伤才怪。”
他说：“不是董先生不卖力，而是北京把题目出得太难了。北大人只管板起脸使劲地吹香港的政治冷风
……大陆上的经济政策变了，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服从稳定发展经济的需要而少搞、不搞了，但异见分子还是抓，香港报刊还是禁，传媒还是党垄断，互联网页还是审查，宗教还是打压，手段不同而已，政治意识形态里的命根子还是史达林那一套”。
虽然一般认为董建华任内最大失误是八万五，但练乙铮认为，董建华任内最大失误是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
虽然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已辞去官职，但她仍十分关心香港的民主发展。她说，2012年落实双普选是她和核心小组的首选方案。图为2007年3月5日由陈方安生领导的核心小组成立。（新纪元）
问责制意在削陈方安生权力
董建华于连任第2届任期即2002年7月1日开始推行的改革是“高官问责制”。改革后，纳税人要额外为三司十一局问责官员每年支付数千万港元的薪酬；香港公务员最高的职位由政务司司长降为各政策局的常任秘书长；政务司司长的权力被削减，统领众局长的权力被削去，变成无兵司令。
练乙铮分析说：“我估计，当时北京已在时任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问题上得出结论：不单只陈要下台，体制上还要把统领整个公务员系统包括政策局局长级公务员的权力清楚地从政务司司长手上取过来，明确置于行政长官之下。”
而陈方安生于今年6月20日接受电视台访问时，亦首次透露她在2001年以私人理由请辞，原因是反对高官问责制，认为公务员只能为局长承担错误，却分不到功劳。同一天，服务香港政府30多年的廉政专员、前教育统筹局秘书长罗范椒芬因被指干预教育学院的学术自由而请辞获特首曾荫权接纳，不过其上司、同时被指涉嫌干预学术自由的教统局局长李国章却安然无恙，无需承担责任。
中共干预香港自治由暗转明
踏入回归后5年的2003年，对香港人来说是难忘的一年。2003年4月，由中国扩散到全世界的沙士（SARS）在毗邻的香港全面爆发，香港人经历了两个多月的人间地狱，愁云惨雾弥漫。共有1,755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感染，299人病逝，1,452人康复出院（香港卫生署截至2004年1月19日数字），还有近百人仍受病魔折磨。
要面对致命疫症之余，〈基本法〉第23条立法就如放在港人“头上一把刀”。被港人形容为恶法的23条不但引起全香港各界人士的忧虑，国际社会也在密切关注事件。
2003年7月1日，香港发生了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超过50万人上街反对北京就23条立法。游行期间，香港人所表现的自律，坚决以和平方式反对恶法的决心，让世界另眼相看。同年7月9日，23条立法建议被无限期搁置。时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因而辞职。及后董建华在第2届特首任期未满就下台，相信亦与此有关。
2005年12月4日25万港人参加争取普选游行。图中纸牌所指的“阿爷”是指中共领导人。（新纪元）
2007年3月25日，由只有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成员投票选出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由北京钦点的曾荫权赢出。香港民间亦于同一天举行全民投票，让全港合资格选民投票选特首，结果由民主派推荐的梁家杰胜出。图为梁家杰在民间票站投票的情况。（新纪元）
香港人以行动数次遏止倒退
司徒华认为，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算是回归10年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也算是回归以来香港民意最重大的胜利。行动不单只是挽回了回归后6年的倒退，还维护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司徒华说：“香港市民很争气！回归10年中，香港市民都在反倒退中不断的壮大了公民力量，使香港社会不会出现大的倒退。”
司徒华又列举了港人反倒退的2个事例：超过25万人上街反对政府提出的政制发展方案，以及立法会议员梁家杰成功参加特首选举。
2005年12月4日，超过25万人上街要求一人一票普选特首。陈方安生也在游行人群之中，她表示，自己是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参加争取普选的游行。
司徒华说：“反对政改方案是另外一次港人反倒退行为。当时曾荫权提出政改方案，其实这个政改方案并非民选政制的进步，很多人看不到其中细节的阴谋，该次大游行支持了立法会内25票否决了政改方案。”
2007年2月14日，选举主任冯骅法官裁定，梁家杰获有效提名为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的候选人。虽然梁家杰最后没有胜出，不过，司徒华认为整个参与过程在于揭露这个制度的不合理。同时，香港人也关注了香港的大事，公民力量提高了，又是回归以来一次港人反倒退的成功举措。“通过竞选过程，人才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可以迫使另一位候选人曾荫权说出他将来施政要做哪些符合香港人意愿的事。”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孔令瑜于2004年获得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选为40岁以下的亚洲英雄之一，皆因她和“民阵”于2003年发起了超过50万人上街的“七一大游行”，展示了不可思议的人民力量。
她回忆九七回归时，政府在社会上所营造的是一派庆祝的气氛：“香港脱离了殖民地的统治，我们回到了自己祖国的怀抱。”然而，孔令瑜却和很多香港人一样，没有感觉到那份喜悦，她还记得回归那一晚：“我有哭，我看到彭定康走的时候，我有不开心。我觉得我不想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这样一个政权，因为在‘六四’的时候，它杀了我们很多的同胞。”
港府向北京负责 向商界倾斜
孔令瑜觉得九七回归对香港的市民是一个忧虑，她说：“我们真的活生生地见到很多人的权利被剥削，而香港政府亦都真的不怕告诉你，它只不过是向（中共）中央政府负责任，它只不过是一个小圈子选举出来的政府，亦很大胆地告诉香港市民，它不是一个向市民负责任的政府。”
孔令瑜指出，2003年七一大游行后，北京政府派了很多人来香港“了解情况”。
2004年在筹备七一大游行有所谓“还政于民”口号上的争拗是“没事找事来争论，（有人）故意挑起事端”。接着有“爱国论”，有很多不同的中共中央官员，开始很老实不客气地批评香港的民间运动、香港的传媒等：“气氛开始非常紧张，而到2004年七一的时候，矛头也不再是讲是否有07、08普选，因为人大已经释法了，大家都好像妥协了，要面对现实了。民阵再喊07、08普选，好像人们不愿再听；也在争拗人数的问题，转移了我们争取普选。”
她续说：“其实（中共）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是最不尊重一国两制的。而香港市民和香港的民间运动，很多时都生活在一个威吓和自我审查的情况里面，讲每一个议题，都怕触动（中共）中央的神经。”
不过，孔令瑜指出，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政府其实助长了民间力量的兴起，亦因为这个政府，它们如此独裁，也如此小圈子、如此向商界倾斜，其实也令市民的自觉性和反思性强起来。”
孔令瑜观察到香港的民间社会在健康地成长起来：“正是因为压迫力越大，其实反抗力亦越大，亦都是市民对现在的政制的反省，对现在社会现状的反省，我相信很多市民也都是掌握得到。”
2007年6月18日，香港恒生指数上升565.84点，至21,582.89。一般相信北京当局在7月1日前后宣布一些利好的政策，以营造七一回归日形势一片大好的景象。图为6月18日一名股票经纪人正在整理缠绕的电话线。（法新社）
2007年6月14日，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中联办门前焚烧吴邦国的复印画像，抗议吴指特区政府的权力由中共给予。（法新社）
从街道上店铺的招牌，可看出香港回归前后的部份分别。左图摄于1972年2月，店铺名字都中英对照；右图摄于2004年7月，大部份招牌都是中文字。（法新社）
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最后一任殖民地港督彭定康（右）挥手道别。前为英国查理斯王子。（法新社）
民间力量在反思中健康成长
正如孔令瑜所说，香港的民间力量正在崛起。九七后，特别是出现民间成功反对23条立法事件以后的几年间，很多香港人不惜“抛头露面”上街抗议，甚至公然抗命。其中较为轰动的有支持徐嘉慎律师与港府打官司，反对政府填维多利亚海港的保护海港协会，以及最近一群关心香港历史文化保育人士为保护天星码头被拆卸而进行抗争的市民。
如果没有发生港府不理会民意而强行拆卸有近50年历史的天星码头事件，也许没有很多人听过“何来”这个名字。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的何来，于去年12月12日，因反对清拆天星码头，在钟楼附近示威。当日下午约3时，她从电话亭爬上天星码头的檐篷，用美劳刀割烂及用手撕破包裹着天星码头及钟楼的大帆布。她其后被拘捕。6月1日被裁定刑事毁坏罪名成立，判处120小时社会服务令。
这位“天星女斗士”说，如果要重新选择一次，她仍然选择这样做，她解释说：“因为我看到警察还是未动，如果他们是够机警的话，就应该即时分开工人和示威者……法律赋予我们有权去示威，那我们去示威时，行动是考虑到我们不影响公众秩序，既不伤害到人，又要表达到意见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想到做到最尽，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去做示威的责任。”
现时何来仍积极参与保育天星码头旁的皇后码头的工作。最近，政府成功申请拨款拆卸已被评为一级受保护文物的皇后码头。虽然政府表示将来会另觅地点重置码头，但并没有承诺时间表。由一些专业人士组成的民间团体向政府建议原址保留皇后码头的可行方案，却只有建议的份儿。
何来说：“所有的技术困难我们已经全帮它（港府）处理了。有甚么技术困难呢？就是没有技术困难……他们（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官员）不会考虑。他们从头到尾的态度就是不会考虑这些方案……政府让市民去选的4个方案里面，全部都是重置……”
拟再拆25个殖民建筑古迹
何来透露，政府还准备拆卸另外25个类似的殖民地建筑物。何来指出，民间向政府争取保留古迹的最大阻碍力，是背后的政治取向：“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中环发展规划里面，另一个隐藏的议程是（兴建）解放军码头，让解放军的军舰可以停泊。他们连自己的谘询都没有拿来去问我们的居民，他们就去建这些。因为中英联合声明里面谈回归的时候，中环的将来发展是会包括这样一个码头。这是我们最近才知道的，他们最近才讲出来告诉公众。”
让香港人决定自己是甚么人
谈到回归10年的感受，何来认为，回归后，香港人有一个身份定义上的思考：“我们香港人要自己找回自己的历史，香港人是一个甚么模式的人种是香港人自己决定，不是（中共）中央政府帮他们决定的。”
何来认为，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应考虑到公民的权利，应该有抗衡政府去做错误决定的能力：“如果我们知道政府在做一件错事时，我们不可能容许以公众资源继续支撑一件错事做下去。”而香港作为国际城市，何来说，公民权利和政府运作架构之间应该建立一个可以平衡社会发展的机制：“当然这件事是很新。现在起码暂时未有，但是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做。”
回归10年，中共人大3次释法，当中包括否定了港人要求07/08双普选的诉求。今年回归前夕，中共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于6月6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中共）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没有明确的，根据〈基本法〉第20条的规定，中央还可以授予，不存在所谓的‘剩余权力’问题。”
人权法律协会亚洲区执行长朱婉琪说：“吴邦国有这样一句话冒出来，他想再一次提醒这个所谓“一国两制”的一国的身份，一种主权上的宣示，而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提醒。他再一次要告诉香港人这个“一国两制”的本身，是中央给予香港人的一个恩惠，从香港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人权警讯。这个授权，再次显现中共想要侵入和破坏一国两制的企图。”
中共难阻七一大游行成焦点
回归周年在即，北京一方面努力营造一片歌舞升平的气氛，另一方面，派出大量特务到香港，打压香港的民主派，破坏法轮功学员派发《九评共产党》及协助中国大陆民众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服务中心，收紧中国大陆及台湾旅游人士在七一期间来港的签证申请；又向外输出中共党文化，派出解放军歌舞团在七一期间举办大型汇演，企图抹去港人对中共军队1989年六四屠城的愤懑；无神论的中共更为节目取名为《神圣》，让人啼笑皆非。
今年警方对七一大游行的主办单位“民阵”亦诸多刁难，除了游行宣传品在内地遭禁印且不让他们上街宣传外，警方至今仍不肯同意开放3条行车线给游行人士。更加难以接受的是，港府以早晚有回归活动为由，要限制游行在3个半小时内完成。孔令瑜相信，这一系列对七一游行的限制，都是因为受到中共的压力。
孔令瑜说：“（香港市面上）周围都是庆祝回归的东西，坐巴士你看到不停地在播放回归消息，电视新闻不断说，又有球队来了，游行期间他们来踢足球，然后晚上又放烟花。我们为甚么唱这么大的反调呢？有时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应该要做的，就是要去做……今次始终是回归10年，而在香港的历史也是很重要的一刻。无论只有3个小时也好，3个半小时也好，我们一定要展示我们这一份力量。我亦很肯定，这些压力肯定是来自香港政府和（中共）中央政府。虽然有9千万（政府搞10年回归庆祝活动所花费的公帑）的回归活动，但是我肯定他们的眼光和所有事的焦点，一定只是放在那3个小时的七一大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