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上坚持下来的每个学生都有母亲，您不是说，做人要考虑两个人以上仁义之‘仁’吗？您权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吧。”

六四已经过去整整18年了。六四天安门广场纠察队总指挥张健，娓娓道来他个人的成长，以及这场震撼了整个北京、整个中华民族，甚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让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张健的故事，是这个时代一个浓聚了悲情和希望的典型作品。

出身崇尚武德的少林世家

张健，1970年11月11日出生于北京通州的一个北派少林世家。从2、3岁起，他就在叔伯爷爷的膝下练起了少林拳、铁布衫、金钟罩等童子功，练就了人称打不疼的小铁蛋。

从小张健的爷爷就教育他，练武之人要讲武德，德行多高，武功多高。

张健的父母也是善良朴实之人。从其记事开始，母亲就教导他：做人做一撇一捺的“人”还不够，要做考虑两个人以上的仁义的“仁”；不要做亏心侥幸的事情，因为由古至今，苍天有眼，天网恢恢，没有放过谁的。而父亲的教诲更具有男人的气魄：是个男子汉，站着要像一根柱子，躺着要像一根梁。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

青少年时期的张健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还非常乐于助人，经常为村里的孤寡老人挑水。同那时的许多孩子一样，深受中共思想教育的张健也有着同样的理想：“时刻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任六四广场纠察队总队长

18岁的时候，张健正在北京市里读书，当时的志向是成为一名体育记者走遍世界各地。但是，一场历史大潮把他卷入其中，开始了他人生旅程的动荡颠簸。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病逝，引发了全国性的反腐败学运。4月21日，学生罢课抗议武警镇压，各校联合游行至天安门广场通宵静坐。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张健开始当起了学生维持秩序的纠察队员，“心甘情愿，直至鞠躬尽瘁”。

1989年5月18日天安门广场前，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此绝食静坐。(法新社)

谈到他的六四经历，张健说：

5月份，广场的学生开始绝食以后，我被北高联指挥部任命在生死线上做纠察队长维持秩序，运送绝食伤员。绝食一天天的过去，但政府仍然没有稳妥积极的解决办法，对于我，只有一个信念：救人，抢救并保护好广场上的每一个同学。

有一天下午，一位衣衫褴褛的外地老妈妈，流着眼泪来到我们指挥部。她从一条破旧手帕中拿出5块钱，说要捐献给学生。同时又拿出一叠厚厚的上诉状，要求我们为她含冤被警察打死的儿子讨回公道。当时每一位在场的学生，都掉下了眼泪。

半个月后，我们这些学生沉入千古的奇冤。多年之后，当我再次看到北京游泳池中央信访办前，更多苦难上访的老妈妈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痛。

5月22日，“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任命我为纠察队总队长。当时心里只想着保卫广场，不让任何人伤害同学，哪怕付出我的生命。可是那时大家都还一直以为“人民军队爱人民”，我们顶多会挨一顿棒子炖肉式的暴打而已。

6月2日，军队分批秘密进城。十几万军队、数百辆坦克、上千辆装甲车，将北京城围得风雨不透。晚上戒严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发动攻击，而市民和我们学生在各个路口奋力阻挡，终于阻止了这次进攻。

当天下午，我决定回趟家。刚走到花市家门口，母亲就生气的把我拉进屋里质问我：“为什么旷课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参加游行？咱们家每一次运动都有扫上边的，这次怎么又轮上你？你妈是老运动员，这次他们一定会开枪的。”

我对母亲说：“您有3个儿子，广场上坚持下来的每个学生都有母亲，您不是说，做人要考虑两个人以上仁义之‘仁’吗？您权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吧。”母亲哭了，我也哭了。

枪口前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图1）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这个被称作王维林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身体阻挡一排街上的坦克。此照片是美联社记者Jeff Widener在1989年6月5日，离事发地半英里外的北京饭店6楼拍摄的。（维基百科）

（图2）1989年6月4日凌晨，张健在天安门挨了3枪，右腿在同仁医院吊了128天。右为张母。（六四MEMO）

（图3）张健和因反对六四镇压流亡法国的前北大教授李梅英在欧洲议会前呼吁“法轮功炼功自由”（ ）。（六四MEMO）

6月4日凌晨，前门附近枪声大作，火光四起，杀声震天。我和学生敢死队赶到广场南方支援。很远就看到一大群军人杀过来，他们个个右臂缠着白毛巾，一面开枪扫射，一面高喊“挡我者死”等口号。来不及躲避的市民和学生纷纷被击中，倒在纪念堂东侧路边。

当士兵们从我身边跑过的时候，我看见有些士兵竟然泪流满面，还有一个军人突然举拳高喊：“我是北京人，我爱大学生！”到底是什么力量，逼着这一群同龄青年重演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历史悲剧？

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带领所有的纠察队员坚守各个路口，全力堵截进攻的戒严部队。在熊熊的火光中，西长安街的戒严部队离我们越来越近。

当离我们仅50～100米的时候，队伍中有8个枪手一齐向我们扫射，子弹打在距人群1米远的地方，又飞溅到我们的身上或腿上，有人应声倒地。这时候戒严部队渐渐推进到我们附近。我被他们脸上那种随随便便去杀人的表情激怒了。

我们向着戒严部队高喊：“人民军队爱人民。”这时他们射击稍微停止了一下，然后紧接着又开始射击。我看到情况非常危急，就让大家向后撤。
这时撤下来的市民和学生大概有千人。我们纠察队和市民走一段停一段，拚力抢运受伤的同学。许多并未抢下来，我们实在上不去。

最后学生和市民，一直撤到天安门东观礼台向东一点的位置，我们旁边就是燃烧的坦克。此时戒严部队和市民、学生处于僵持着的状态。大家手挽着手，唱起了国际歌。戒严部队进攻的队形是这样的：最前面都是拿着冲锋枪的士兵，他们做直立射击状。在这排士兵后面是一架带支架的摄影机，由一个军人操纵着；士兵的后面是一个军官，应是个中校。 

这时，一辆公共汽车冲过人群，横向左拐。戒严部队众枪齐射。把这辆车打得如蜂窝一般，然后士兵包围上去。从里面抓出五、六个人并用木棍和枪托乱打。汽车司机被拖下来时浑身是血，大概已经中枪而亡了。最后一个被拖下来的人，我看清楚是北大学生郭海峰。

我冲着那名校级军官喊：“我们没有武器，我是纠察队队长。你们放了他们。如果你要杀他们，那你就先杀我！”

这名军官拔出手枪向我连射3枪。当时我只觉得身体倏的一麻，就像一根大木头冲撞了一下。我向后仰了一下又站住了。我拖着右腿支起身体，向着那个军官高喊：“你再来，你再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至少瞪了他30秒。他的枪口还瞄着我，但他的手却在颤抖。我实在撑不住而最后倒下了。

愤怒的学生和市民冲过来救我。一群男生冲过来，被子弹射倒了。我冲他们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一群女生边跑边哭冲过来，把我抬到一辆载有3名重伤员的121车上，去了同仁医院。医院的马大夫说：“子弹离动脉差一点，不然你小子早死了。”

外面枪声听起来一阵比一阵紧，看着伤亡的学生和市民一批批被抬进来，心都快碎了。我冲着抬我来的纠察队员喊：“你们把我抬回广场，我要和大家一起死，我不要在这里。”

医生和纠察队员们用力按住我，并给我打了一针。当我再次醒来时，已经是早晨了。过了很久的时间，我的头脑里总是显现着残酷的一幕，四周围是一具具血肉模糊的躯体，房间里充满了抽泣声和哀嚎声。

六四过后两天，我的父母在同仁医院骨科找到了我。妈妈这时没有哭，她庆幸自己的儿子还活着。爸爸一直沉默着，最后撂下一句话：“是我儿子。”

再度主持正义 被迫离开祖国

六四成功逃脱迫害后，张健隐名张刚，在北京一个大酒店做保安，同时搞卫生，扫厕所，做按摩师、推销员等等。1995年，因有着多年在饭店工作的经验，张健成为北京阿波罗娱乐城ASIR的总监，后又担当北京普利菲集团公司副总裁。

“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你不要在我面前摆什么总经理的谱，解放前你爷爷就是前门茶叶店掌柜，现在你也不过是个高级打工崽，我儿子应该是忧国忧民的，有远大抱负和理想的，不是每天油头粉面像蛀虫一样的活着。”

张健牢记母亲的教诲，深深同情广大民众的疾苦。2001年北京出租汽车事件，张健又一次义无反顾站了出来。

北京政府和出租汽车老板狼狈为奸，本来合同可以开8年，突然定只可以开4年。结果大批这样的出租汽车司机，不但白白的干了几年，最后只有倾家荡产，卧轨自杀。

张健领头将北京拥有6,000辆出租汽车最大的银建出租公司告上法庭，并第一次使用真名在法庭上做第一辩护人，一直把官司从劳动仲裁打到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因为这件官司直接涉及市府行政，他们官官相护，最后张健组织百名敢于站出来的司机，向市公安局申请游行，要看看这国家到底有没有法。

这下触动了当局。有一天，一个朋友对张健说，你必须走，谭嗣同当一次就够了。“我明白了。他们又要算老帐。那种声音仿佛继续在我耳边，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多难啊，我的家人、朋友、我熟悉的一切，除了那让人窒息的空气。十几年前，那么艰难的环境里，我也没有离开祖国……再不走，恐怕就要杀长子了。”

“很快的，朋友帮我办了一个护照，顺利的拿到德国使馆的签证，然后买好飞机票。5月14日，我在家里向母亲道别。我没有向她说实情。”

“车拐出小镇的时候，我停下车。望着母亲远远的身影，我从小生长的这个地方，那炊烟、那垂柳、那小河、那小桥、那弯弯的留下我无数梦想的小路。我实在控制不住我的眼泪，我跪下来……”

“当法国广播电台米肖先生问我，你对家人有什么说的。我颤抖着说：‘妈妈，对不起。孩儿不孝，这些年让你为我担惊受怕。’这些年里，我常常在夜里惊醒。当年多少青年仅仅为了做人的尊严前仆后继，而且至今受尽凌辱。多少家人天人永绝。我亏欠太多了。我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想讨回一个公道。”

“党不是好党，人就不会是好人，只要与中共做一次生意，与他们打上一场官司，就会懂得，今天的共产党没有变，它还是那个共产党。”

看清共产本质 彻底抛弃幻想

经历了六四的张健，一直还坚持着“党是好党，人不是好人”的幻想。但是，面对现实，为什么只要好人入党，就渐渐开始说假话、做坏事，甚至失去人性？张健和朋友们开始对共产理论发生深深怀疑，并试图用“溯本求原法”，还原这个理论的本质。

张健认为，共产理论从马克斯那里开始，而他是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黑格尔把绝对精神和绝对理念看做世界的本原，是个所谓的唯心论者。马克斯又是神职人员的儿子，他所建立的共产主义体系是带有假神的宗教。

马克思、列宁、史达林、毛泽东及其徒子徒孙就是救世主，所谓的无产阶级就是选民；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就是撒旦魔鬼，天国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恩列斯毛思想就是圣经，党小组会议就是查经班，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圣灵的宝剑，各种英雄领导报告大会就是布道会，忆苦思甜大会就是挖罪根，所以选民无产阶级与撒旦剥削阶级水火不容，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所以这样的国家一定是专制的。

他们错误的将上帝绝对无上的神权演变为国家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制。共产国家一次次的思想灵魂的改造，终极目的是将那些非共产主义选民放进地狱，或者将更多的人放进古拉格集中营改造。结果不但没有使人向善，反而使人变为没有理智的机器人，或者更加自私自利。最后发现共产主义所谓大公无私的选民阵营的人数越来越少，投入地狱的人越来越多。 

特别是到了毛泽东，共产理论结合了流氓暴力和中国文化中的最糟粕的东西，与法西斯主义并存为人类最大的邪教，而且荼毒世界，直至今日。

“党不是好党，人就不会是好人。”张健说，“只要你与中共做一次生意，与他们打上一场官司，你就会懂得，今天的共产党没有变，它还是那个共产党。”

“像法国一样，剁掉共产份子手上的爪子，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这是我的一个宿愿。”

追求真理 过程中修好自身

2001年张健从德国来到巴黎，并担任欧洲民主事业多个组织的负责人。至今仍然只身一人的张健皈依了基督教，他虔诚的全身心投入传教和布道，同时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奔波，为国内基督教教友、法轮功学员和“几亿中国弱势团体”争取基本人权和信仰的权力；他义无反顾的声讨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牟利的暴行，声援2,000多万民众退出中共的义举，声援营救高智晟律师，是众多昔日六四战友中一面光辉的旗帜。

在呼吸了西方民主自由新鲜空气后，经历了人生颠簸的张健，正沿着一条稳健的人生轨道，走向未来：“体味历史，反思过去，并不只是指摘论断孰是孰非、孰高孰低、孰幼稚孰老练，更为重要的是，在思考过程中建造我们的德行，修好自身。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要为此思考一生，奋斗一生。”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