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赵紫阳在事件发生半个月前的5月19日，在天安门广场面对示威学生，拿着扩音器，眼眶含泪、苦劝学生，只是口说“我们来了，但是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了。”（法新社）

6月4日即将来到，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惨痛场景又按时浮上世人心头。此时，与该事件攸关的赵紫阳也不免出现在记忆里，既然浮现出赵紫阳，4月23日才过世的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也很自然的同时出现在脑际。尤其中国股市刻正成为全民运动，偌大的金钱泡沫随时会爆破以致危机四伏的现时，更加让人不得不对这两人做“盖棺论定”的相对评价。

叶利钦最著名且足以流芳万世的事迹，应首推1991年8月的那场惊心动魄的“登高一呼”举措，那是苏联军方夺权，戈尔巴乔夫被轻易释权，但当时“民选”的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登高一呼，如潮水般的民众纷纷响应，红军的坦克炮口转向，戈尔巴乔夫也复权。之后苏联共产党迅速倒台，1996年开放总统直接民选，正式开启政治民主的俄罗斯。在政改和经改双管齐下的所谓“震荡疗法”政策下，初期的俄国乱象频仍，情况凄惨，被讥评为绩效不彰；反观中共的放权让利“渐进改革”成效却备受称誉。

不过，2004年俄国第三届民选总统时，主政的普京获得压倒性连任，两大主因之一是“经济改革已经开花结果”，几乎各种数据都有杰出表现，相对之下，中国却陷于张五常教授早年就很担心的“分类管制的印度之路”，已由“后发优势”转为“后发劣势”，而近期“游资泛滥”形成的“股市全民运动”泡沫经济将伊于胡底，亦备受世人关注。这与“自由化”严重受阻关系密切，与赵紫阳更脱不了干系。

话说1988年，赵紫阳主导的中国经改已遭遇瓶颈，正苦思突破之道的当儿，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由经济泰斗弗利曼（M. Friedman）教授夫妇访问中国，在当年9月19日下午与赵紫阳对谈两个小时。返美之后，弗利曼夫妇不寻常的联名写了一封他俩十多年来没写过的“圣诞信”寄给亲友，特别写出这次会谈的感想，将赵紫阳评述为“对这个带领中国走向较依靠市场运作的国家的人，及其智慧，我们有极为良好的印象。他对经济问题有很深入的认识，而且有决心扩大市场的范围，愿意试验与学习、虚心地聆听他人的建议和意见，而此同时，他又要维护共产党的最高权力──要是他成功的话，这是很妙的技巧了。”

就我来看，此信重点在最后两句，隐含有“痴人说梦”意涵，而且弗利曼夫妇应有立此信存证、作为历史档案的用意。也就在隔年（1989）“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赵紫阳在事件发生半个月前的5月19日，站在天安门广场面对示威学生，拿着扩音器，眼眶含泪、苦劝学生，只是口说 “我们来了，但是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了。”却没能站在“民主改革”的学生这一方，没能登高一呼让解放军枪口转向，不但他自己从此被卸权、软禁至死，中国的民主幼苗惨被连根拔起，而坚固的全面性界定贪污权利的分类管制也牢牢生根。

相对于两年后叶利钦面对苏联红军的场面，赵紫阳若选择与学生一起坚持民主改革，其风险似乎较小，中国的民主自由很可能比苏联早了两年。该问的是，为何叶利钦能，赵紫阳不能？

答案也许就在弗利曼圣诞信的最后一句话：“赵紫阳要维护共产党的最高权力。”这也可解释为赵紫阳迷信中共的“党文化”，中毒太深，走不出“党文化牢笼”，由此可见中共的“党文化”之威力何其强大！

由于中共放不掉一党专政，市场开放、自由经济根本不可能落实，如今空前庞大的外汇存底带来的如洪水般的泛滥游资，已开始肆虐，股市、房地产炒作紧接来到，而声势浩大的金融风暴和经济海啸蓄势待发。为使中国人民、台湾住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免受金融风暴和经济海啸无情摧残，破除中共党文化让中国人、乃至全体地球人不受中共党文化荼毒，让“民主中国”早日来到是唯一正路。

怎么办？了解“中共党文化”、进而唾弃“中共党文化”，终而解体“中共党文化”应是正解，而博大出版社出版的《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这两本书，就是最佳触媒。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