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君天接受蒋纬国邀请，担任《一寸河山一寸血》制作人的时候，表明自己并非歌功颂德的“歌德派”，一切都会按照事实陈述。亲和幽默的蒋纬国也慨然同意，他说：“谁做得不好，你都可以批评，包括我家老头子（蒋中正）”。

事后蒋纬国果真履行承诺，播出的时候看一看，也只是看在时间、资料上有没有错误，而非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的错误。这样自由而宽大的支持，使得这部纪录片更加贴近真实与人性。陈君天说：

“我们主张把真实的东西留给后代，所以我们常常从人性面看一件事，所以我们没有蒋委员长多伟大、国军多英勇的话，没有那些美化与夸饰。我们是找一个故事，从‘你是人，我也是人’的人性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会感到非常感人。”

被龙应台称为“国宝”的资深电视制作人陈君天，由于制作功力深厚，对于抗战经过犹如数家珍，拥有许多精采的好故事。

信守承诺的小王

抗战8年，老百姓往西南迁移的过程中，流动的人群有800万到1,200万人，这么庞大的迁徙，无法用火车，因为当时的火车仅有东西向。汽车是很少的；如果选择搭船，又是由北到南，等于是逆流而下，备增困难，因此大部份的人都选择徒步完成这趟万里跋涉……。在这样的迁徙潮中，就有一个小故事。

当时中央大学的校长罗家伦，是一位很有远见的学者。他在抗战的头一年就想迁校，想说迁一次就好，结果一迁就迁到了重庆，直到抗战胜利，都安全无恙。根据资料显示，抗战8年当中，有的学校就迁了12次，迁到最后都支离破碎了，对于一个学校是多大的损失！

当时的中央大学颇负盛名，校产可观。他们的畜牧系也很有名，将全世界优良的品种，如安哥拉的羊、澳洲的牛……等等最优秀的动物买来，拥有一个很大的牧场。但是临到迁校的时候，就面临难题了。当时只好像诺亚方舟一样，每种动物选两种，上船带走。那其他的呢？只好忍痛留在原址了！

罗家伦临走的时候，特地嘱咐农场的员工小王：“小王，就算是我拜讬你，这些鸡、鸭牛羊呀，我带不走，你就帮我守着好了，如果有朝一日抗战胜利回来，这些东西还在，我谢谢你，如果这些东西不在了，你就算把他统统吃掉我也不怪你，因为我知道日子难过。”

到了民国26年，情况越加吃紧。小王越想越不服气，他就把这些鸡呀、鸭啊集合在一起，把鸡鸭放在笼子里，然后让牛羊去背这些笼子，再将牛羊用绳系着，一只牵一只的走。因为带着动物，他没办法走水路，就从南京走山路，还经常碰到飞机的空袭……，就这样，整整走了一年，把这票东西带到重庆去了！

到达重庆的时候，刚好罗家伦上街去，看到前头灰尘很大，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上街来了。他一看，失声喊出：“小王！”小王也哭喊着：“校长！我来了！”两人抱头，喜极而泣。

陈君天慨叹的说：“这可以拍成电影啊……这么感人的东西。抗战时这么感人的东西太多了，只是把它僵化了，没有把人的东西放进去，这些珍贵的资料都流失掉了……。”

孤军奋斗的勇者之吼

《一寸河山一寸血》监制人之一的蒋纬国将军，当时也透过镜头，说了这么一个故事：

他说蒋介石总统，那时候是委员长，在重庆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因为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能撑到什么时候！而且没有任何一点外援。在西北，有共产党的军队在发展，在咄咄逼人，而国军内部有许多军阀的部队，又不一定能指挥得动，他所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

那时候是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日本人已经锁死海岸线，中国的外援完全依靠滇缅公路，当时的日本竟要求英国人封锁滇缅公路，向他们承诺：“你帮我切断滇缅公路3个月，我就可以把中国摆平，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攻击希特勒……。”那时候我们被掐得简直没有办法。

当时在重庆，深夜，蒋纬国经常听到委员长在野地洗澡的时候，会发出“哇！……哇！……”那样凄厉的长啸，使他吓了一跳。蒋委员长就是靠这样的方式抒发自己的压力。

陈君天描述：“就好像晚上很晚的时候，你一个人在半夜的时候，你一个人站在山巅顶上，旁边看不到一个人的时候，呼呼的风声在耳边，感到很孤寂……，这股压力才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