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声讨大会。（网路图片）
认定右派的标准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划分右派份子的标准》通知，“右派份子”的标准包括：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份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份子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衊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份子、污衊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衊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份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极右份子”的标准：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份子、主谋份子和骨干份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份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份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份子。
右派份子处理方式
1958年，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份子按照罪行的轻重做出6种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被处以前两类处罚的右派份子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不久之后到来的全国性的饥荒，这些被发配的右派份子大量死亡。
留在城市的右派份子则被处罚从事没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如清扫厕所等，或者在被歧视的情况下继续原来的工作。个别人由于不堪侮辱自尽。一般来讲，受到中央点名的，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受到冲击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等。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右派份子，很多都经历了比较悲惨的命运，一些人因此客死他乡。从1958年起，一些右派们逐渐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份“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冲击。在经历过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运动，20年后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仅有10余万人。
反右运动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其将所有敢于说真话、提出批评的人全部打倒。(法新社)
右派份子改正和平反
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并开始着手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1978年的第11号文件转发全党。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对于错划的右派要落实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但是报告没有提到对错划右派的平反。
1978年5月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展开，中共内部保守派的势力受到压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右派问题的第2次会议，会议上的交锋仍然激烈，但是主张完全平反右派问题的主张最终得到支援。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相比于5个月前的请示报告，实施方案对落实右派安置政策做出了明确和细化的规定，最重要的是，实施方案指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份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份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份子，总计不足百人。
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份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GCD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份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份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年支援和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80年代对反右运动也持这一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