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知识份子任众、燕遯符、铁流、俞梅荪联名上书胡锦涛，要求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的错误政治运动，赔偿其经济和精神损失。左起：燕遯符、铁流、任众、俞梅荪。(照片由任众提供)

反右运动到底有多少人被定成右派而受到迫害，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从官方的55万到民间估计的200万人。其中大部份人在1980年开始为右派“改正”之前已经去世。有专家估计，到1981年，仍然生存的“右派”大约有10万人左右，而20多年之后的今天，还活着的右派，只有不到1万人。《新纪元周刊》记者，采访了其中的12位，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感受。

（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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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晴，现年75岁，原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编辑。1946年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次年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组工作。期间被送到北京入中央电影局电影研究所属电影学校电影编剧及编辑，1955年调至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文学编辑工作。她因对丈夫在肃反运动中受审查表示不满，1958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850农场劳动改造。1960年底返回北京，做烧锅炉、种树、帮厨、打扫卫生等粗活，备受歧视。在文革中，被定为“死老虎”靠边站，精神上饱受折磨。1978年底，回到北京电影学院编辑部工作。

陈瑞晴表示，每每回忆往事都泪流满面，不仅是为当时的苦难，也是为当时的愚昧做忏悔。其实如果当年很多人觉悟，那些运动也许就搞不起来，而现在仍然有很多知识份子还没有觉醒。

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对人性、民主精神的大扫荡。独裁统治是造成一切祸害并使冤案至今无法纠正的罪魁祸首，现在各个方面的弊端都和独裁统治有关。现在很多右派受害人要求伸张正义，最终目的是对民主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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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轩，现年76岁，原中央机械工业部担任总经济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在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冯志轩因提出以下意见被打成右派：1、要治理国家，需要健全法制，依法治国，不能搞运动，否则会搞乱人心，侵犯人权。土改中乱打乱杀，肃反中乱批乱斗，很多好人受伤害。公安怀疑谁是反革命、敌特什么的，要有证据，不能私立公堂，乱批斗。2、在建设国家方面，要大胆使用人才，不要有门户之见，要任人为贤，不要任人为党。但共产党是不考虑德才，只考虑是否是党员，这个干部路线不可取。3、对干部的管理、档案制度等不尊重人，不利于人才的发现和成长，也不利于国家建设。4、共产党在执行政策方面，说的和做的不一样。

由于提出以上意见，冯志轩被打成极右份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而且不得自谋出路，1958年2月到1978年8月一直被关押在青河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回到国务院下属的中央机械工业部担任总经济师。

冯志轩表示：“右派经历我没什么后悔的，因为我问心无愧。我为我的说真话感到骄傲。我觉得很充实。错的不是我，而是共产党错了，是他们违反了1954年的宪法。一个党没有权力做处置，即使我犯罪了，应该由国家机关处理，更何况我还没犯罪。”

“这场悲剧的根源虽然主要是毛泽东，但也不是一个人造成的，而是整个共产党学说、理论、政策、制度都是错的，即便换成其他领导人，也要发生同样的运动。因为共产党的理论、制度方法都是错的，因此这些运动和悲剧是必然的。上个世纪共产党运动都一样。”

“共产主义理论整个体系、系统都是错的，必须被否定。共产党不可能变好，不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在中国，共产党高干政治经济都是权贵经济、官商结合，都是党文化培养出来的标准件，不可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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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玉章，现年74岁。原为铁道部航空勘察事务所俄文翻译。1957年响应中共“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写小字报，给领导提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意见，被打成右派。本来要被发配沈阳，但因前苏联专家认为他工作出色，找单位领导谈，坚决要留下他，因此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从1957年开始到文革结束，每次运动他都要挨整、被批斗，几十年不得安宁。文革后被劳改，被人骂为“反革命”。

多数右派1979年获得“改正”。程玉章坚持要单位写清楚：我当时提的意见对不对？单位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程玉章在1982年给胡耀邦写信之后获得平反，结论是：当时所提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程玉章表示，这场反右运动对中国知识份子是场巨大的灾难。它最大的害处是把所有知识份子的嘴封住了，再也不敢提意见，中国后来之所以走到邪路上去，跟人们不敢提意见有很大关系。

这个悲剧的根源主要在毛泽东本人。他从执政方针上，对知识份子是仇恨的，既憎恶又害怕，因为知识份子是他推行愚民政策的障碍。

中华民族后来的很多运动都跟反右有关系。1957年把党外人士的嘴封住了，1959年又把党内人士的嘴封住了，所有人都在给执政党唱赞歌，溜须拍马，中国没有正直和民主的声音，就走上邪路了。

直到现在，人们再也看不见知识份子像1957年以前那样直抒胸臆，敢于提不同意见的现象了，说明反右斗争对知识份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这一两年很多右派上书要求平反，这说明人们胆子大了，这种勇气跟国内社会的变化和国外的影响都有关系。人们都在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

程玉章坚定的说：“我虽然经历过这么多艰难坎坷，虽然因管不住自己的嘴而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我不后悔，假如历史从头来，我还是要做说真话的人，做一个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人，敢于拍案而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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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若平，现年81岁。1949年前是苏州新闻记者，被国民党抓坐监狱，在南京关了几个月，1949年1月作为政治犯获释。出来后回到苏州编地下报纸，1955年后肃反运动被共产党打成“国民党派遣特务”。

1957年反右时，史若平是山东大学校报主编。他按共产党的要求组织写稿，所有稿子都是经过党委审查同意而发表的，但后来因为这些稿子，史若平被打成“反动右派向党进攻的罪魁祸首”。工资降5级，由于副校长的保护，在学校劳动打杂。文革中劳动改造9年，被群众批斗毒打，有一次挨打后休克5个小时。

在遭受22年政治迫害中，家破人亡。1979年后回到山东大学校报。1987年退休前担任山东大学出版社副总编。

史若平表示，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官方公布的数字是55万，实际上至少有上百万，镇压规模相当大，迫害手段极其残酷，持续时间长达22年，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发展。但是，中共至今未对这么一场浩劫承认过错误，他们还是坚持说，“反右是必要的，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这非常荒谬，轻描淡写的“扩大化”三个字是无法抹掉这血泪斑斑的历史的。因此我们要求当局赔偿。

据最新消息，中央对反右斗争的最新指示说是维持原来结论，这是我们能够预料得到的，因为中国的政治问题太多了，六四、镇压法轮功等，一系列问题还在延续。作为执政党，多年来不允许不同意见，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对党内都如此，这是一贯的，因此不可能平反。

史若平说：“我们的上书还是有用的，我们讲了真实的历史，我们留下这段历史，事实终究会澄清。中国政治民主化是绝对要到来的，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

史若平已著书《寒冷的夏天》，收录了很多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著名的知识份子写的文章，但因当局阻挠，一直未能正式出版。他准备自费印刷后散发。

博绳武表示，中共现在对知识份子、律师、新闻记者等的迫害，受到当年反右斗争影响很大。
图为2006年12月22日，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到当地邮局寄卡片和包裹给被囚禁的新闻记者程翔等人。（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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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绳武，现年68岁。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他因参加北大自由论坛“百花学社”而被打成极右派份子。当时“百花学社”的300多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博绳武被留校察看，继续在北大学习。又上了3年多学之后，他看到被打成右派的毕业生都被分配到大西北，于是没有毕业就逃离学校，在社会上打工。在1966年文革中，被红卫兵反复批斗毒打后，送到公安局劳动教养2年。之后在青河农场、山西王庄煤矿等地劳改10多年，直到1979年重回北京，在工厂中担任干部。

博绳武表示：“反右斗争就是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我当时还不算知识份子，只是一个学生，遭到如此迫害，更显得当时那场运动的残酷性。作为右派，我开始是朦朦胧胧的，对于当时的社会满怀激情，通过几十年的炼狱，我觉得当时太幼稚了，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博绳武指出，这场悲剧是专制制度导致的，是专制制度的必然后果。真正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平反右派，就要从整个社会制度解决，社会制度不解决，什么都解决不了。

反右运动对于整个中国的灾难性影响是巨大的。后来的文革、反右倾，直到现在对知识份子、律师、新闻记者等的迫害，都是受那时的毒害。更主要的是，自反右斗争之后，知识份子不敢说真话了，新闻各个方面都沉静下来了，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缺乏诚信与和谐，这些后果都是那时造成的。

所以说那场运动不仅是那一代人的灾难，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也是子孙后代的灾难。现在社会道德的败坏都是那时的遗留。而道德恰恰是一个民族的魂，是一切的基础。

资深记者戴煌谈数十年右派经历的书被禁。（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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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煌，现年79岁，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被评为全国高级记者。蒙冤受摧残21年，妻离子散，九死一生。

1957年前，新华社送几十个记者到外交学院学习，戴煌被选为英文党支部书记。1957年整风鸣放突然变成反右派，在北京市所有学校支部书记、委员的会议上，当时的中央政治局第8号人物彭真动员说：“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党员照样整风鸣放，即便说错了，也不要紧，和那些右派不一样。”戴煌随后在几个支部联系会议上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隐患是神话和特权。”新华社旋即发表声明：“总社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新华社大院贴满了大字报，揭发和批判戴煌。

1956年3月18日，戴煌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职务，“发配”到“北大荒”劳动2年8个月，每月工资由150元降到28元。他看到很多人惨死。戴煌消瘦浮肿几度生命垂危，196斤瘦成82斤。后又被指控“坚持反动立场”，被送去劳教，身心备受摧残。文革中留在劳改农场就业。直到1978年10月重返新华社当记者。出狱后先后著书《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最近又积极参与要求为当年的右派彻底平反并作赔偿的全国连署活动。

戴煌表示，反右运动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他是个大骗子、大流氓。1957年用骗术骗大家讲话，是非常可耻的、卑鄙的。

反右斗争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极大。从那之后，人们就不敢讲话，有什么话都顺着领导意思说，真正的心里话都掩掩盖盖，后面的运动都跟这个有关系。

上书要求平反很重要，就是失败了我们也要讲真话，也要把真实的历史留下。以前敢讲真话，现在都快80岁了，还怕什么！有的势力想隐瞒历史，掩盖历史，粉碎历史，歪曲历史，甚至伪造历史，而我们就要力争言论、出版自由，讲真话，坚持真理讲真话，主持正义讲真话，维护事实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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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玉，现年73岁，1958年被打成右派时是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

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李昌玉在军队被点名，军队要求“揪出以李昌玉为首的小集团”，但是开会、批斗，什么罪证也没找到。李昌玉1956年高考时考上山东大学。

李昌玉对自己在肃反运动中被整一直很不满。1957年反右开始后，大鸣大放，李昌玉给自己的好朋友及原单位领导写信发牢骚，因此被打成右派。1960年毕业后当中学教师。

文革中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被劳动改造12年，文革初期常遭学生毒打。1978年后到山东大学附中任语文教师。

李昌玉表示，反右斗争是错误的，绝对找不出一点可以肯定的，古今中外都没有这样反文明、反人权、反道德的运动。除了被打成右派的人之外，每个人都要被戴帽子，被评为左、中、右、中左、中右、极右。这是极不人道的。

那是一段极其荒唐的历史，说假话没事，说真话就挨打，完全黑白是非颠倒。现代人道德败坏是后遗症，宣扬什么：“不会说假话，不能办大事等思想”，都是那时造成的恶果。

文化的传承看不见摸不着，但时刻能感觉得到。一个国家要真正强大，文化道德就要崛起，这就要靠影响人们道德行为的深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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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众，现年73岁，曾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在肃反和反右派运动中因言被打成“极右份子”，被押送茶淀（劳改）农场“改造”，饱受身心迫害。任众曾在自己的回忆录《活过爱过奋斗过》一书中，要求中共当局返还20余年工资，彻底平反冤案并给予经济赔偿。其人生经历被作家刘心武写入小说《树与林同在》，该书被译成法文出版。

今年3月5日，任众等61位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联名上书中共，要求彻底平反右派。4月6日，任众主持了北京30位“右派”聚会，引起极大反响。

任众表示：“我每次提到自己的经历，心里都非常痛苦，这件事情是压了一生的。这场错误的政治运动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彻底毁灭了50多万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份子的前途、青春、爱情、幸福，绝大部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艰难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达数十年，与冰刀共舞，和霜剑为伴，没有人格，没有尊严，只有凌辱、鞭笞、劳累，饥饿……，这是一场反天理、反良知、反历史、反文明的灾难。这不仅是我们“右派”的灾难，而且是全中国的灾难。”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赔钱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人的尊严、生命价值应该得到尊重。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不是为了自己而生，而是为了人类而生的。我们在垂暮的生命中，觉得有责任，特别是对历史的责任感。”

“我们这一辈人曾经接受过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那种非常美好的、高尚的道德水准在当今社会流失了，但是在我们心中仍然根深蒂固。我们不仅仅是追求自己的平反问题，而且觉得还有一份责任：呼吁良知和道德提升的责任，呼唤公平和正义的责任。”

为什么这一两年、在反右斗争过去50年后的今天，众多知识份子提出平反的问题？因为人民在不断觉悟、不断苏醒，不断发现许许多多的问题，上当受骗的感觉不断爆发出来，社会矛盾越来越广泛，民间维权浪潮不断高涨。这都是促成我们今天勇敢的站出来的原因，其实这就是老右派的维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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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北京作家、《成都日报》社退休干部铁流（本名黄泽荣，曾用名晓枫）。铁流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整整关押23年。期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被捆、被绑、被吊、被打，吃不饱穿不暖，戴脚镣扣反铐，关小监进死牢，几乎被杀。直到1980年末，他才得以回到原单位《成都日报》社。

铁流表示，“反右”是“以言治罪”，“以言整人”，“以言杀人”的大冤案。凡是被错划成为右派份子的人和家庭都是一部泪血斑斑的书。

虽然上书很可能得不到回应，但我们还是要提出问题，要大胆议政，因为这不仅仅是赔偿的问题…。

毛泽东对知识份子是既憎恶又害怕，他认为知识份子是他推行愚民政策的障碍。图为1989年六四期间参与活动的学生。（法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