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者的心聲

文 ◎ 辛菲

中國著名知識份子任眾、燕遯符、鐵流、俞梅蓀聯名上書胡錦濤，要求徹底否定「反右派鬥爭」的錯誤政治運動，賠償其經濟和精神損失。左起：燕遯符、鐵流、任眾、俞梅蓀。(照片由任眾提供)

反右運動到底有多少人被定成右派而受到迫害，一直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從官方的55萬到民間估計的200萬人。其中大部份人在1980年開始為右派「改正」之前已經去世。有專家估計，到1981年，仍然生存的「右派」大約有10萬人左右，而20多年之後的今天，還活著的右派，只有不到1萬人。《新紀元周刊》記者，採訪了其中的12位，請他們談談自己的感受。

（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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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晴，現年75歲，原北京電影製片廠文學編輯。1946年到東北電影製片廠工作，次年調到上海電影製片廠美術組工作。期間被送到北京入中央電影局電影研究所屬電影學校電影編劇及編輯，1955年調至北京電影製片廠從事電影文學編輯工作。她因對丈夫在肅反運動中受審查表示不滿，1958年被打成右派，發配北大荒850農場勞動改造。1960年底返回北京，做燒鍋爐、種樹、幫廚、打掃衛生等粗活，備受歧視。在文革中，被定為「死老虎」靠邊站，精神上飽受折磨。1978年底，回到北京電影學院編輯部工作。

陳瑞晴表示，每每回憶往事都淚流滿面，不僅是為當時的苦難，也是為當時的愚昧做懺悔。其實如果當年很多人覺悟，那些運動也許就搞不起來，而現在仍然有很多知識份子還沒有覺醒。

中國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對人性、民主精神的大掃蕩。獨裁統治是造成一切禍害並使冤案至今無法糾正的罪魁禍首，現在各個方面的弊端都和獨裁統治有關。現在很多右派受害人要求伸張正義，最終目的是對民主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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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志軒，現年76歲，原中央機械工業部擔任總經濟師。1957年被打成右派時在中央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馮志軒因提出以下意見被打成右派：1、要治理國家，需要健全法制，依法治國，不能搞運動，否則會搞亂人心，侵犯人權。土改中亂打亂殺，肅反中亂批亂鬥，很多好人受傷害。公安懷疑誰是反革命、敵特什麼的，要有證據，不能私立公堂，亂批鬥。2、在建設國家方面，要大膽使用人才，不要有門戶之見，要任人為賢，不要任人為黨。但共產黨是不考慮德才，只考慮是否是黨員，這個幹部路線不可取。3、對幹部的管理、檔案制度等不尊重人，不利於人才的發現和成長，也不利於國家建設。4、共產黨在執行政策方面，說的和做的不一樣。

由於提出以上意見，馮志軒被打成極右份子，開除公職，勞動教養，而且不得自謀出路，1958年2月到1978年8月一直被關押在青河農場勞動改造。1978年回到國務院下屬的中央機械工業部擔任總經濟師。

馮志軒表示：「右派經歷我沒什麼後悔的，因為我問心無愧。我為我的說真話感到驕傲。我覺得很充實。錯的不是我，而是共產黨錯了，是他們違反了1954年的憲法。一個黨沒有權力做處置，即使我犯罪了，應該由國家機關處理，更何況我還沒犯罪。」

「這場悲劇的根源雖然主要是毛澤東，但也不是一個人造成的，而是整個共產黨學說、理論、政策、制度都是錯的，即便換成其他領導人，也要發生同樣的運動。因為共產黨的理論、制度方法都是錯的，因此這些運動和悲劇是必然的。上個世紀共產黨運動都一樣。」

「共產主義理論整個體系、系統都是錯的，必須被否定。共產黨不可能變好，不可能進行政治改革。在中國，共產黨高幹政治經濟都是權貴經濟、官商結合，都是黨文化培養出來的標準件，不可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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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玉章，現年74歲。原為鐵道部航空勘察事務所俄文翻譯。1957年響應中共「幫助黨整風」的號召，寫小字報，給領導提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意見，被打成右派。本來要被發配瀋陽，但因前蘇聯專家認為他工作出色，找單位領導談，堅決要留下他，因此繼續留在原單位工作。從1957年開始到文革結束，每次運動他都要挨整、被批鬥，幾十年不得安寧。文革後被勞改，被人罵為「反革命」。

多數右派1979年獲得「改正」。程玉章堅持要單位寫清楚：我當時提的意見對不對？單位不同意，雙方僵持不下。程玉章在1982年給胡耀邦寫信之後獲得平反，結論是：當時所提的意見是有道理的。

程玉章表示，這場反右運動對中國知識份子是場巨大的災難。它最大的害處是把所有知識份子的嘴封住了，再也不敢提意見，中國後來之所以走到邪路上去，跟人們不敢提意見有很大關係。

這個悲劇的根源主要在毛澤東本人。他從執政方針上，對知識份子是仇恨的，既憎惡又害怕，因為知識份子是他推行愚民政策的障礙。

中華民族後來的很多運動都跟反右有關係。1957年把黨外人士的嘴封住了，1959年又把黨內人士的嘴封住了，所有人都在給執政黨唱讚歌，溜鬚拍馬，中國沒有正直和民主的聲音，就走上邪路了。

直到現在，人們再也看不見知識份子像1957年以前那樣直抒胸臆，敢於提不同意見的現象了，說明反右鬥爭對知識份子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

這一兩年很多右派上書要求平反，這說明人們膽子大了，這種勇氣跟國內社會的變化和國外的影響都有關係。人們都在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義。

程玉章堅定的說：「我雖然經歷過這麼多艱難坎坷，雖然因管不住自己的嘴而付出了很大代價，但我不後悔，假如歷史從頭來，我還是要做說真話的人，做一個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人，敢於拍案而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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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若平，現年81歲。1949年前是蘇州新聞記者，被國民黨抓坐監獄，在南京關了幾個月，1949年1月作為政治犯獲釋。出來後回到蘇州編地下報紙，1955年後肅反運動被共產黨打成「國民黨派遣特務」。

1957年反右時，史若平是山東大學校報主編。他按共產黨的要求組織寫稿，所有稿子都是經過黨委審查同意而發表的，但後來因為這些稿子，史若平被打成「反動右派向黨進攻的罪魁禍首」。工資降5級，由於副校長的保護，在學校勞動打雜。文革中勞動改造9年，被群眾批鬥毒打，有一次挨打後休克5個小時。

在遭受22年政治迫害中，家破人亡。1979年後回到山東大學校報。1987年退休前擔任山東大學出版社副總編。

史若平表示，被打成右派的知識份子，官方公布的數字是55萬，實際上至少有上百萬，鎮壓規模相當大，迫害手段極其殘酷，持續時間長達22年，直接影響到中國的發展。但是，中共至今未對這麼一場浩劫承認過錯誤，他們還是堅持說，「反右是必要的，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而已。」這非常荒謬，輕描淡寫的「擴大化」三個字是無法抹掉這血淚斑斑的歷史的。因此我們要求當局賠償。

據最新消息，中央對反右鬥爭的最新指示說是維持原來結論，這是我們能夠預料得到的，因為中國的政治問題太多了，六四、鎮壓法輪功等，一系列問題還在延續。作為執政黨，多年來不允許不同意見，搞個人崇拜，專制獨裁，對黨內都如此，這是一貫的，因此不可能平反。

史若平說：「我們的上書還是有用的，我們講了真實的歷史，我們留下這段歷史，事實終究會澄清。中國政治民主化是絕對要到來的，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

史若平已著書《寒冷的夏天》，收錄了很多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著名的知識份子寫的文章，但因當局阻撓，一直未能正式出版。他準備自費印刷後散發。

博繩武表示，中共現在對知識份子、律師、新聞記者等的迫害，受到當年反右鬥爭影響很大。
圖為2006年12月22日，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到當地郵局寄卡片和包裹給被囚禁的新聞記者程翔等人。（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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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繩武，現年68歲。1957年被打成右派時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一年級學生。他因參加北大自由論壇「百花學社」而被打成極右派份子。當時「百花學社」的300多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博繩武被留校察看，繼續在北大學習。又上了3年多學之後，他看到被打成右派的畢業生都被分配到大西北，於是沒有畢業就逃離學校，在社會上打工。在1966年文革中，被紅衛兵反復批鬥毒打後，送到公安局勞動教養2年。之後在青河農場、山西王莊煤礦等地勞改10多年，直到1979年重回北京，在工廠中擔任幹部。

博繩武表示：「反右鬥爭就是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我當時還不算知識份子，只是一個學生，遭到如此迫害，更顯得當時那場運動的殘酷性。作為右派，我開始是朦朦朧朧的，對於當時的社會滿懷激情，通過幾十年的煉獄，我覺得當時太幼稚了，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

博繩武指出，這場悲劇是專制制度導致的，是專制制度的必然後果。真正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平反右派，就要從整個社會制度解決，社會制度不解決，什麼都解決不了。

反右運動對於整個中國的災難性影響是巨大的。後來的文革、反右傾，直到現在對知識份子、律師、新聞記者等的迫害，都是受那時的毒害。更主要的是，自反右鬥爭之後，知識份子不敢說真話了，新聞各個方面都沉靜下來了，現在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缺乏誠信與和諧，這些後果都是那時造成的。

所以說那場運動不僅是那一代人的災難，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災難，也是子孫後代的災難。現在社會道德的敗壞都是那時的遺留。而道德恰恰是一個民族的魂，是一切的基礎。

資深記者戴煌談數十年右派經歷的書被禁。（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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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煌，現年79歲，曾任新華社高級記者，被評為全國高級記者。蒙冤受摧殘21年，妻離子散，九死一生。

1957年前，新華社送幾十個記者到外交學院學習，戴煌被選為英文黨支部書記。1957年整風鳴放突然變成反右派，在北京市所有學校支部書記、委員的會議上，當時的中央政治局第8號人物彭真動員說：「門外反右歸反右，門內黨員照樣整風鳴放，即便說錯了，也不要緊，和那些右派不一樣。」戴煌隨後在幾個支部聯繫會議上說出自己的心裏話：「我覺得我們最大的隱患是神話和特權。」新華社旋即發表聲明：「總社反右鬥爭取得了重大勝利，戴煌被揪出來了。」新華社大院貼滿了大字報，揭發和批判戴煌。

1956年3月18日，戴煌被開除黨籍、軍籍、撤銷一切職務，「發配」到「北大荒」勞動2年8個月，每月工資由150元降到28元。他看到很多人慘死。戴煌消瘦浮腫幾度生命垂危，196斤瘦成82斤。後又被指控「堅持反動立場」，被送去勞教，身心備受摧殘。文革中留在勞改農場就業。直到1978年10月重返新華社當記者。出獄後先後著書《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最近又積極參與要求為當年的右派徹底平反並作賠償的全國連署活動。

戴煌表示，反右運動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他是個大騙子、大流氓。1957年用騙術騙大家講話，是非常可恥的、卑鄙的。

反右鬥爭對中華民族的危害極大。從那之後，人們就不敢講話，有什麼話都順著領導意思說，真正的心裏話都掩掩蓋蓋，後面的運動都跟這個有關係。

上書要求平反很重要，就是失敗了我們也要講真話，也要把真實的歷史留下。以前敢講真話，現在都快80歲了，還怕什麼！有的勢力想隱瞞歷史，掩蓋歷史，粉碎歷史，歪曲歷史，甚至偽造歷史，而我們就要力爭言論、出版自由，講真話，堅持真理講真話，主持正義講真話，維護事實講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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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玉，現年73歲，1958年被打成右派時是山東大學中文系學生。

在1955年肅反運動中，李昌玉在軍隊被點名，軍隊要求「揪出以李昌玉為首的小集團」，但是開會、批鬥，什麼罪證也沒找到。李昌玉1956年高考時考上山東大學。

李昌玉對自己在肅反運動中被整一直很不滿。1957年反右開始後，大鳴大放，李昌玉給自己的好朋友及原單位領導寫信發牢騷，因此被打成右派。1960年畢業後當中學教師。

文革中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被勞動改造12年，文革初期常遭學生毒打。1978年後到山東大學附中任語文教師。

李昌玉表示，反右鬥爭是錯誤的，絕對找不出一點可以肯定的，古今中外都沒有這樣反文明、反人權、反道德的運動。除了被打成右派的人之外，每個人都要被戴帽子，被評為左、中、右、中左、中右、極右。這是極不人道的。

那是一段極其荒唐的歷史，說假話沒事，說真話就挨打，完全黑白是非顛倒。現代人道德敗壞是後遺症，宣揚什麼：「不會說假話，不能辦大事等思想」，都是那時造成的惡果。

文化的傳承看不見摸不著，但時刻能感覺得到。一個國家要真正強大，文化道德就要崛起，這就要靠影響人們道德行為的深層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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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眾，現年73歲，曾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在肅反和反右派運動中因言被打成「極右份子」，被押送茶澱（勞改）農場「改造」，飽受身心迫害。任眾曾在自己的回憶錄《活過愛過奮鬥過》一書中，要求中共當局返還20餘年工資，徹底平反冤案並給予經濟賠償。其人生經歷被作家劉心武寫入小說《樹與林同在》，該書被譯成法文出版。

今年3月5日，任眾等61位被打成「右派」的知識份子聯名上書中共，要求徹底平反右派。4月6日，任眾主持了北京30位「右派」聚會，引起極大反響。

任眾表示：「我每次提到自己的經歷，心裏都非常痛苦，這件事情是壓了一生的。這場錯誤的政治運動不僅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而且徹底毀滅了50多萬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份子的前途、青春、愛情、幸福，絕大部份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艱難掙扎在社會最底層達數十年，與冰刀共舞，和霜劍為伴，沒有人格，沒有尊嚴，只有凌辱、鞭笞、勞累，飢餓……，這是一場反天理、反良知、反歷史、反文明的災難。這不僅是我們「右派」的災難，而且是全中國的災難。」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不僅僅是為了賠錢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為人的尊嚴、生命價值應該得到尊重。一個人的生命是非常寶貴的，不是為了自己而生，而是為了人類而生的。我們在垂暮的生命中，覺得有責任，特別是對歷史的責任感。」

「我們這一輩人曾經接受過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那種非常美好的、高尚的道德水準在當今社會流失了，但是在我們心中仍然根深蒂固。我們不僅僅是追求自己的平反問題，而且覺得還有一份責任：呼籲良知和道德提升的責任，呼喚公平和正義的責任。」

為什麼這一兩年、在反右鬥爭過去50年後的今天，眾多知識份子提出平反的問題？因為人民在不斷覺悟、不斷甦醒，不斷發現許許多多的問題，上當受騙的感覺不斷爆發出來，社會矛盾越來越廣泛，民間維權浪潮不斷高漲。這都是促成我們今天勇敢的站出來的原因，其實這就是老右派的維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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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流，北京作家、《成都日報》社退休幹部鐵流（本名黃澤榮，曾用名曉楓）。鐵流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後，被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整整關押23年。期間，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還被捆、被綁、被吊、被打，吃不飽穿不暖，戴腳鐐扣反銬，關小監進死牢，幾乎被殺。直到1980年末，他才得以回到原單位《成都日報》社。

鐵流表示，「反右」是「以言治罪」，「以言整人」，「以言殺人」的大冤案。凡是被錯劃成為右派份子的人和家庭都是一部淚血斑斑的書。

雖然上書很可能得不到回應，但我們還是要提出問題，要大膽議政，因為這不僅僅是賠償的問題…。

毛澤東對知識份子是既憎惡又害怕，他認為知識份子是他推行愚民政策的障礙。圖為1989年六四期間參與活動的學生。（法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