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南回杭州，在火車上遇到一位研究生，他要到浙江一個地級市去簽就業協議，他的專業是電力方面的，找工作還比較方便，而且眾所周知電力是個高收入的行業，所以他的臉上寫滿了笑容。

聊天中得知他在本科四年，平均每年的花費在12,000元以上，他就讀的只是個普通的大學，而且在西部，消費比較低，每月的伙食費200多元就夠了。讀研究生的三年還比較好，基本上能自力更生，包括在外面兼課，幫導師幹活掙點錢等等，吃飯消費之外甚至小有積餘。

說起現在大學生、研究生在擇業時的心態，他有一個很實際的觀點，對於大多數出身於普通家庭的大學生來說，讀大學自己花那麼多錢，等於是一種投資行為，如果畢業後找不到一個收入高的職業，等於是賠本買賣，光有投入，沒有產出。所以，他覺得不能怪現在大學生、研究生挑肥揀瘦，實在是因為經濟壓力造成的，想想一個家庭節衣縮食，乃至東挪西借、貸款欠債，備嚐辛苦，好不容易供孩子上了大學，結果是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工作，儘快把讀大學的投資收回，反而因學致貧，這在心理上無論如何都是接受不了的。

這位剛畢業的25歲青年說的是實話，在今天的中國，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尷尬，本來上大學是求學、求知、求真為目標的，曾幾何時，在現實生活中逐漸演變成了一種經濟上的投資行為，人們不得不斤斤計較地計算投入、產出是否合算。

這些年來，目睹耳聞大量的有關大學、大學生、大學生就業等活生生的事例，我們常常感到一種深入骨髓的無奈，好像有一種人力無法扭轉的力量在冥冥中主導著一切，往一個不可預測的方向而去。媒體上批評高等教育的聲音不絕於耳，許多批評都很尖銳、很大膽，問題卻似乎越來越多，大有積重難返之勢。對於千千萬萬普通家庭而言，讀大學竟然成了一個理性考量的投資行為，這本身就是一件無比悲哀的事。

我們知道，自古以來，中國人有敬惜字紙的傳統，對讀書是懷有敬畏之心的，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底層民眾如果指望自己的子孫改變父輩的命運，首先想到的就是盡最大的可能讓他們上學，通過讀書去實現夢想，改變社會身份，科舉制度有很多缺憾，但是，在長達1300年的漫長歷史中，它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性，一個貧寒子弟只要天賦聰穎，刻苦上進，是可以通過這條道路，向更高的社會階層流動的，讀書改變命運，或者說知識改變命運，這樣的觀念長期以來已經根植於中國人的內心深處。即便是在一百多年前科舉制度最終被廢止以後，這一觀念本身也沒有被撼動。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30年前的恢復高考，曾經激動過多少普通的家庭，在多少年輕生命的心中激起了波瀾，許許多多生活在農村或者在城市處於弱勢、邊緣的優秀學子，都在這條路上走出來，通過高考，改變自己的處境，實現了向上流動。換言之，大學或者說高等教育，除了教育的功能，還承擔著社會階層之間正常流動的功能。

當然，在一個經濟市場化的時代，一個人也可以通過經商改變命運，還有其他的道路，但從根本上說，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對一個國家來說，帶有更強的調節社會各階層資源分配不平衡等問題，是最大限度體現社會公平、公正的一個通道。所以根本的問題，是國家要盡最大可能在教育上投入，把學費和所有相關費用降到每一個普通家庭都可以承受的水準，使每個家庭在送孩子上大學時，不再以投資行為來權衡。這樣的話，大學生、研究生在求學階段可以盡其天性享受求知的樂趣，不再在就業的陰影下，在投入、產出的憂慮中度過求學的時光，在選擇職業的時候，更多地考慮自身的愛好、志趣，而不是完全為實際的經濟收益高下所左右。

中國人對於送孩子上學向來是不惜代價、最捨得花錢的，這是正常的。如今，送孩子讀大學要進行精心的經濟計算，教育成為投資行為，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這顯然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當大學的學費在20年間上漲了25倍時，當大學還在紛紛叫苦經費不夠時，當大學如同企業一樣不斷「擴大再生產」時，我們的大學已漸漸遠離了大學創立的原初目標，不再是傳播真知、捍衛理想的中心，而是變質為一種準經濟產業，首先在意的是規模、是數字、是贏虧，是得失。在這樣的客觀環境之下，學生也好、家長也好，把讀大學當作投資行為，也就是順理成章的。問題在於，這一傾向出現之後，從教育行政部門到各大學，從媒體到整個社會，應該如何應對。

圍繞著包括「讀大學何以成了投資行為」等問題，如果能夠引起一場廣泛的討論，處於不同地位，扮演著不同社會角色的人們之間，在人民與政府之間，在大學和公民之間，進行一系列理性的、充分的對話、交流和辯論，這對於最終扭轉一種不正常的趨勢，朝著正確的方向演變無疑是極為有益的。儘管這樣想或許有點奢侈，有點異想天開，但我還是覺得這是必要的。一個民族最可怕的不是出現問題，而是問題出現之後，如何面對，如何調整。

　　    2007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