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超女」于丹竄紅大陸引學術論戰

文 ◎ 李黛娜

正當全球吹起中文熱的時候，去年年底以個人的理解，透過口語化的方式在大陸媒體講演《論語》與《莊子》的「學術超女」于丹急速竄紅，在中國刮起了復古傳統風。不過人紅是非多，批評者認為于丹對經典的評點不到位，乃至有褻瀆經典的嫌疑。支持者認為，文化是多元的，沒必要一味標榜經典、聖賢。

于丹並不是研究古漢語出身，她是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從事電視研究的教授，影視傳媒系主任、影視學博士、碩士生導師。去年十一期間在央視百家講壇講讀《論語》心得一舉成名，其後著述《于丹「論語」心得》銷量超過150萬冊，被媒體稱為「學術超女」。

今次于丹在央視百家講壇的《莊子》心得剛剛播完，文史專家張蔚星就提出，于丹的講解存在不少謬誤，再加上媒體的廣泛報導，于丹的著作熱銷，她對傳統文化很多不正確的解釋，會被大眾奉為真理，貽害巨大。

3月5日更有來自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知名大學的10名博士在網上聯名發帖，稱要「將反對于丹之流進行到底」。發起者為中山大學研究古詩詞和古文獻的徐晉如博士，稱于丹「極度無知，傳播錯誤的甚至有害的思想」。

他們認為，「當于丹用『心靈雞湯』般的語言來猥褻孔子時，人們早就在不知不覺中被煮熟」，還呼籲不要再鬧出「把廁所當客廳的笑話」了。帖子在網上貼出後，立即引起萬人跟帖。甚者，更在于丹新書籤售會的現場穿著「孔子很生氣，莊子很著急」T恤進行抗議。

13歲開始發表文學作品的文藝評論家、劇作家──塞外李悅，特別撰文〈「論語」可以亂講嗎——批評于丹〉發表於論壇。他認為，現在似乎是一個沒有文化大師的時代，卻是一個文化名人輩出的時代。文中指出，于丹曲解了《論語》，認為該書誤導了那些沒讀過《論語》的讀者。
　

2007年3月3日，于丹在北京簽售新書《于丹〈莊子〉心得》，引來數千讀者冒雨排隊等候。不過火爆的場面不光引來了追捧于丹的讀者，還招來了學術反對者的光臨，一男子身穿寫有“孔子很著急，莊子很生氣”等反對于丹學術標語的白色T恤，沖到簽售現場欲與于丹理論，被中關村圖書大廈一群保安連推帶搡架出門外。（新紀元）

塞外李悅認為，于丹的主要感想是，「《論語》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麼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但是實際上，《論語》並不是提供「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生活」的百科全書。于丹只能選取與「快樂的生活」有關的篇章，這些篇章只不過佔《論語》的1/10左右。于丹所講的《論語》的10％，卻有許多曲解之處，需要給讀者一個正解。

比如《論語‧顏淵》中，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于丹解釋：「沒有糧食無非就是一死，從古而今誰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國民對這個國家失去信仰以後的崩潰和渙散。物質意義上的幸福生活，它僅僅是一個指標；而真正從內心感到安定和對於政權的認可，則來自於信仰。這就是孔夫子的一種政治理念，他認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個國家凝聚起來。」

于丹將「民無信不立」的「信」解釋成「信仰」和「對政權」的認可，顯然將「民」當成了這一句話的主體。子貢是問一個國家要想政治穩定，需要哪些條件。孔子回答時也是把國家當成主體的，因此，「民信」的正確解釋應該是「取信於民」，就是讓老百姓相信。

再比如，《論語‧雍也》篇中，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于丹解釋為：「你自己想有所樹立，馬上就想到也要讓別人有所樹立；你自己想實現理想馬上就會想到也要幫助別人實現理想。能夠從身邊小事做起，推己及人，這就是實踐仁義的方法。」

李悅在文章中批評說，實際上，「能近取譬」是講與身邊相類似的人將心相比，而不是「從身邊小事做起」。「從小事做起」怎麼會「推己及人」？諸如此類的在于丹的書中共有14處「謬誤」。

不過，支持于丹的人則認為，以前沒讀過《論語》、《莊子》，但看了于丹的節目，覺得經典離的很近，她把一些為人的道理講出來，讓人覺得經典不再難懂。用一些淺顯的語言娓娓道來，也沒什麼不好。

也有學者指出，這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以《論語》為例，這是一部流傳了幾千年的文化經典，可是，現在的中國人，從小到大，有幾個人完整地或者較完整地讀過《論語》？即便出身如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的大學生們恐怕也沒有幾個真正的讀過。雖然中小學教科書裏選有《論語》的部分章節，但那比蜻蜓點水還不如，簡直可以忽略不計。《論語》如此，遑論其他。民族傳統經典的斷裂，造成了整個社會文化生態鏈的斷裂。

南京大學中文系學者傅元峰接受大陸媒體採訪時說：「從表面看，大家的矛頭都指向了通過央視百家講壇成名的學術名人們，實際上真正的罪魁禍首是『百家講壇』。只要百家講壇存在，就會有源源不斷的于丹被製造出來，如果這個平臺的節目理念不改變，批判的聲音會越來越多。」

因此，他認為真正應該反思的是「百家講壇」：「對於它這樣的文化傳播者來說，不是收視率高了節目就獲得成功了，相反欄目的文化責任擔當、欄目對傳統文化的保護、闡發等是相當匱乏的。不客氣地說，『百家講壇』代表的是典型性文化症狀。在這種前提下，僅僅去批判學術明星們，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華府中國問題專家石藏山也認為不應該單純批判于丹，他告訴新紀元記者，「可以從更大角度看這個問題。一是中國社會需要一種內向的文化認同，二是于丹提供了一個契機，使中國從新向中國傳統的古典去尋找，這些都是正面的。」

石藏山認為，于丹對傳統的解讀錯誤，源於中共近年對中國文化的扭曲。不過應該強調，任何文化和藝術，都是心物的一種共振感應，而現代心、和古代的物（儒家）發生的感應，肯定不是傳統儒家的東西。但總體看，也許應該採取某種程度的寬容，因為這總比共產黨那套要好得多。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