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全球吹起中文热的时候，去年年底以个人的理解，透过口语化的方式在大陆媒体讲演《论语》与《庄子》的“学术超女”于丹急速窜红，在中国刮起了复古传统风。不过人红是非多，批评者认为于丹对经典的评点不到位，乃至有亵渎经典的嫌疑。支持者认为，文化是多元的，没必要一味标榜经典、圣贤。

于丹并不是研究古汉语出身，她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从事电视研究的教授，影视传媒系主任、影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去年十一期间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读《论语》心得一举成名，其后著述《于丹“论语”心得》销量超过150万册，被媒体称为“学术超女”。

今次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的《庄子》心得刚刚播完，文史专家张蔚星就提出，于丹的讲解存在不少谬误，再加上媒体的广泛报导，于丹的著作热销，她对传统文化很多不正确的解释，会被大众奉为真理，贻害巨大。

3月5日更有来自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知名大学的10名博士在网上联名发帖，称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发起者为中山大学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的徐晋如博士，称于丹“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

他们认为，“当于丹用‘心灵鸡汤’般的语言来猥亵孔子时，人们早就在不知不觉中被煮熟”，还呼吁不要再闹出“把厕所当客厅的笑话”了。帖子在网上贴出后，立即引起万人跟帖。甚者，更在于丹新书签售会的现场穿着“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T恤进行抗议。

13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的文艺评论家、剧作家──塞外李悦，特别撰文〈“论语”可以乱讲吗－－批评于丹〉发表于论坛。他认为，现在似乎是一个没有文化大师的时代，却是一个文化名人辈出的时代。文中指出，于丹曲解了《论语》，认为该书误导了那些没读过《论语》的读者。
　

2007年3月3日，于丹在北京签售新书《于丹〈庄子〉心得》，引来数千读者冒雨排队等候。不过火爆的场面不光引来了追捧于丹的读者，还招来了学术反对者的光临， 一男子身穿写有“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等反对于丹学术标语的白色T恤，冲到签售现场欲与于丹理论，被中关村图书大厦一群保安连推带搡架出门外。（新纪元）

塞外李悦认为，于丹的主要感想是，“《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但是实际上，《论语》并不是提供“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的百科全书。于丹只能选取与“快乐的生活”有关的篇章，这些篇章只不过占《论语》的1/10左右。于丹所讲的《论语》的10％，却有许多曲解之处，需要给读者一个正解。

比如《论语．颜渊》中，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于丹解释：“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于丹将“民无信不立”的“信”解释成“信仰”和“对政权”的认可，显然将“民”当成了这一句话的主体。子贡是问一个国家要想政治稳定，需要哪些条件。孔子回答时也是把国家当成主体的，因此，“民信”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取信于民”，就是让老百姓相信。

再比如，《论语．雍也》篇中，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于丹解释为：“你自己想有所树立，马上就想到也要让别人有所树立；你自己想实现理想马上就会想到也要帮助别人实现理想。能够从身边小事做起，推己及人，这就是实践仁义的方法。”

李悦在文章中批评说，实际上，“能近取譬”是讲与身边相类似的人将心相比，而不是“从身边小事做起”。“从小事做起”怎么会“推己及人”？诸如此类的在于丹的书中共有14处“谬误”。

不过，支持于丹的人则认为，以前没读过《论语》、《庄子》，但看了于丹的节目，觉得经典离的很近，她把一些为人的道理讲出来，让人觉得经典不再难懂。用一些浅显的语言娓娓道来，也没什么不好。

也有学者指出，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以《论语》为例，这是一部流传了几千年的文化经典，可是，现在的中国人，从小到大，有几个人完整地或者较完整地读过《论语》？即便出身如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大学生们恐怕也没有几个真正的读过。虽然中小学教科书里选有《论语》的部分章节，但那比蜻蜓点水还不如，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论语》如此，遑论其他。民族传统经典的断裂，造成了整个社会文化生态链的断裂。

南京大学中文系学者傅元峰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说：“从表面看，大家的矛头都指向了通过央视百家讲坛成名的学术名人们，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百家讲坛’。只要百家讲坛存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于丹被制造出来，如果这个平台的节目理念不改变，批判的声音会越来越多。”

因此，他认为真正应该反思的是“百家讲坛”：“对于它这样的文化传播者来说，不是收视率高了节目就获得成功了，相反栏目的文化责任担当、栏目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阐发等是相当匮乏的。不客气地说，‘百家讲坛’代表的是典型性文化症状。在这种前提下，仅仅去批判学术明星们，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华府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也认为不应该单纯批判于丹，他告诉新纪元记者，“可以从更大角度看这个问题。一是中国社会需要一种内向的文化认同，二是于丹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中国从新向中国传统的古典去寻找，这些都是正面的。”

石藏山认为，于丹对传统的解读错误，源于中共近年对中国文化的扭曲。不过应该强调，任何文化和艺术，都是心物的一种共振感应，而现代心、和古代的物（儒家）发生的感应，肯定不是传统儒家的东西。但总体看，也许应该采取某种程度的宽容，因为这总比共产党那套要好得多。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