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官員，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員，對物權法的確立非常積極。許多人有房有地，如果不盡快立法保護私人財產，很多人缺少安全感，會把資產拿到海外去。

在物權法立法爭論中，左派右派，官方民間，窮人富人各有不同的立場，且遵循不同的政治價值觀進行考量。
中共最高當局手忙腳亂，不知所以，因此纔有強硬封口的措施出臺。在沒有獨立司法和絕對專制的環境下，中國社會也只能日益精神分裂，直到最後休克為止。

中國著名的《財經》雜誌原本3月5日出版的一期雜誌沒有按期發行。根據該刊工作人員透露，這本雜誌的版樣在送印刷廠的路上被追回，然後編輯部緊急換稿，把原來的封面故事用一篇談論股市的文章更換。

被換掉的封面故事，題目為「物權法奠基」。

今年中共全國政協和人大會議（簡稱「兩會」），對部份修改法律進行了審議，也將審議兩部中國「最重要的法規」，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草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案）》。在此之前，有消息透露，中宣部已經內部下文，禁止「炒作」10多個熱門話題，物權法草案的有關爭論，正是其中的一個。

「姓資姓社」再起爭議

物權法，英文為「Property Law」。Property在牛津英漢詞典中譯所有物、資產、財產、不動產等。北京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學者對新紀元表示，這個翻譯非常講究，但如果訂立一個「資產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資產階級。

事實上，在人大開會之前的2月底，1,000多名經濟學者、馬列哲學家、軍隊退休將領和政府退休高官，連署了一封公開信，要求中國政府停止「物權法」的立法。外電報導說，作為這封公開信的發言人，北京航空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韓德強就公開聲稱，如果這個立法通過，中國將出現資產階級，而資本主義將在中國大陸復辟。

這封公開信，被北京官方迅速打壓，公開信的首發網站，被視為中國左派大本營的「毛澤東旗幟」網站也迅速被封閉。

韓德強沒有透露哪些人簽署了信件，但北京大學法學院法理學教授鞏獻田應該是其中一個。事實上，「物權法」本來在2006年便計畫交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但因為鞏獻田教授的一封反對公開信而擱置。

「窮人打狗棍不能和富人寶馬別墅一樣保護」，在北大研究法理學、馬克思主義法學、法學概論和政治學的鞏教授在公開信中這麼說，他認為這部草案的基本原則違背了憲法，背離社會主義方向，開歷史倒車。鞏獻田的看法並不是孤立的，「我老家的一位市領導打電話支援我，表示家鄉人民是我的堅強後盾。」

顯然，中國人大常委物權法立法小組，把Property翻譯為物權而不是財產、資產並非偶然，而是有深意的。文化大革命中，張春橋拍板，將Civil Rights翻譯成「資產階級法權」而大加批判，後來深被詬病。物權的翻譯，顯然也是有關部門不願意訂立一個「資產法」，而引起社會上諸多上綱上線的意識形態爭論。

2005年6月1日，一名婦女在香港立法院外舉展板反對公共資產私有化。(法新社)

(新紀元)

國有資產流失的爭議

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的爭議，是由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朗咸平掀起的。其實在朗教授之前，這種爭議的熱度就已經漸漸升溫了。只不過「外來的和尚好唸經」，郎教授指名道姓地批評國有企業高層負責人，在社會上引起的關注程度更高。

2004年9月14日，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等10位學者，發表了「關於郎咸平質疑流行產權理論和侵吞國有資產問題的學術聲明」。聲明全文4,000字，態度鮮明地對朗咸平「觀點的基本精神、高度社會責任感和學術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贊同，並予以支持」。

程恩富非等閒之輩，他是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十三次集體學習，程教授向這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專門講述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等問題，程恩富等人的聲明，認同朗咸平的兩個論點，一是國有企業改革中，貪腐官員和不法商人合作，盡情盜竊國有資產，第二是產權改革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郎教授關於國有企業效率不比私營企業低的論斷，也獲得了中國主要的幾位馬列主義經濟學家的一致叫好，因此要求中國政府，暫時停止國有企業改革，以免國有資產流失。

這種看起來已經大大落伍的觀點，由非中國大陸官方背景的朗教授提出來，受到了許多平民百姓的支持。網上的民意調查顯示，有90％的人支持這種看法。在這裡，馬列左派和底層民眾獲得了一致。

主流經濟學家和官員的聲音

然而，這些都並不代表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意見。大部份經濟學家，尤其近年受到各級政府重視的經濟學家，都認為應該加快改革。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經濟學教授徐滇慶，80年代是體改所的重要成員，和目前北京的經濟學界主流關係密切，本身也在中國的學府兼職教授。

「就像手中的冰棍，如果不快點處理，最後就化掉了。國有資產也一樣，立法界定和保護之後，可能還會留下一些，否則一樣會消失」。徐教授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的時候這樣表示，因此他支持物權法的立法。「物權法是市場經濟環境下最重要的立法」，他表示，市場經濟必須在所有權明確的情況下才可能運作，因此必須儘快確立明確的法規。

中國的官員，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員，對物權法的確立同樣非常積極。一位廣東的官員對新紀元表示，中國改革快30年了，人民財產已經大大增加，許多人有房有地，如果不儘快立法，保護私人財產就無法可依。「這帶來了一個問題，就是很多人缺少安全感，會把資產拿到海外去。」

他不願意回答關於政府官員「合法」財產保護等問題，但他暗示，這些都是改革的必然過程。

不過，美國《當代中國研究》主編程曉農卻認為，中國資本外流，本質上說不是立法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中國的普通百姓，小商小販沒有資本外流的問題，而那些暴富者往往是通過官商勾結致富的，因此先天就有不安全感」，他認為，這些富人並不會因為立了物權法，就感到安全了。

上海一民眾坐在路旁望著已被拆除的舊家園。(Getty Images)

中國大陸有大量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清楚，是造成當前官員腐敗的根源之一。2007年2月27日，上海一處拆遷區拆樓的農民工。(法新社)

中國的「精神分裂」

物權法起草和審議過程中的爭議愈演愈烈，以致最後官方不得不採取國家手段，以行政命令斷然叫停雙方的罵戰，顯示出經過了28年的改革之後，中國出現了巨大的認知差距和分裂。

中國著名經濟學者何清漣在最近一期《當代中國研究》上發表的文章認為，這種分裂的徵兆之一，「是黨務系統向左轉，政務系統向右轉」，在黨務和高層官員「和諧社會」、親民等口號之下，地方政府對底層民眾的反抗採取暴力鎮壓。徵兆之二，則是中國知識精英隊改革認識的嚴重分裂。但何清漣批評說，雖然分裂的雙方表現為對「改革」贊成或是批評，但都迴避一個要害問題，那就是改革誰在獲利？並且不願意觸及根本的體制問題。分裂之三，是底層民眾對自身處境的現狀和解決出路認知的嚴重矛盾。

何清漣的文章表示，中國對底層民眾掠奪式的「改革」，使曾經被中國萬眾認同的「改革」神話日漸退色，幾近破滅，中國各個社會階層的政治共識依然消失。

何清漣的分析入木三分。在物權法立法上，左派右派，官方民間，窮人富人各有不同的立場，而且遵循不同的政治價值觀進行考量。在這場爭論中，世界各種理論學說紛紛露面登場，從馬列的共產主義到弗里德曼的自由主義，從前蘇聯的法律理論到現代西方的法制精神，從人權進而物權，到物質化絕對平均的毛時代回想，無不紛紛登堂入室。

中國最高當局手忙腳亂，不知所以，因此纔有強硬封口的措施出臺。

然而，不爭論不等於精神分裂就此消失，物權法獲得通過，也無法保證其可以獲得貫徹實施。中國憲法中人權的條款，也並未獲得實施就是證明。在沒有獨立司法和絕對專制的環境下，中國社會也只能日益精神分裂，直到最後休克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