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员，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员，对物权法的确立非常积极。许多人有房有地，如果不尽快立法保护私人财产，很多人缺少安全感，会把资产拿到海外去。

在物权法立法争论中，左派右派，官方民间，穷人富人各有不同的立场，且遵循不同的政治价值观进行考量。
中共最高当局手忙脚乱，不知所以，因此才有强硬封口的措施出台。在没有独立司法和绝对专制的环境下，中国社会也只能日益精神分裂，直到最后休克为止。

中国著名的《财经》杂志原本3月5日出版的一期杂志没有按期发行。根据该刊工作人员透露，这本杂志的版样在送印刷厂的路上被追回，然后编辑部紧急换稿，把原来的封面故事用一篇谈论股市的文章更换。

被换掉的封面故事，题目为“物权法奠基”。

今年中共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简称“两会”），对部份修改法律进行了审议，也将审议两部中国“最重要的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在此之前，有消息透露，中宣部已经内部下文，禁止“炒作”10多个热门话题，物权法草案的有关争论，正是其中的一个。

“姓资姓社”再起争议

物权法，英文为“Property Law”。Property在牛津英汉词典中译所有物、资产、财产、不动产等。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对新纪元表示，这个翻译非常讲究，但如果订立一个“资产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资产阶级。

事实上，在人大开会之前的2月底，1,000多名经济学者、马列哲学家、军队退休将领和政府退休高官，连署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停止“物权法”的立法。外电报导说，作为这封公开信的发言人，北京航空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韩德强就公开声称，如果这个立法通过，中国将出现资产阶级，而资本主义将在中国大陆复辟。

这封公开信，被北京官方迅速打压，公开信的首发网站，被视为中国左派大本营的“毛泽东旗帜”网站也迅速被封闭。

韩德强没有透露哪些人签署了信件，但北京大学法学院法理学教授巩献田应该是其中一个。事实上，“物权法”本来在2006年便计画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但因为巩献田教授的一封反对公开信而搁置。

“穷人打狗棍不能和富人宝马别墅一样保护”，在北大研究法理学、马克思主义法学、法学概论和政治学的巩教授在公开信中这么说，他认为这部草案的基本原则违背了宪法，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开历史倒车。巩献田的看法并不是孤立的，“我老家的一位市领导打电话支援我，表示家乡人民是我的坚强后盾。”

显然，中国人大常委物权法立法小组，把Property翻译为物权而不是财产、资产并非偶然，而是有深意的。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拍板，将Civil Rights翻译成“资产阶级法权”而大加批判，后来深被诟病。物权的翻译，显然也是有关部门不愿意订立一个“资产法”，而引起社会上诸多上纲上线的意识形态争论。

2005年6月1日，一名妇女在香港立法院外举展板反对公共资产私有化。(法新社)

(新纪元)

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议

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争议，是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朗咸平掀起的。其实在朗教授之前，这种争议的热度就已经渐渐升温了。只不过“外来的和尚好唸经”，郎教授指名道姓地批评国有企业高层负责人，在社会上引起的关注程度更高。

2004年9月14日，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等10位学者，发表了“关于郎咸平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声明全文4,000字，态度鲜明地对朗咸平“观点的基本精神、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

程恩富非等闲之辈，他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程教授向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专门讲述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等问题，程恩富等人的声明，认同朗咸平的两个论点，一是国有企业改革中，贪腐官员和不法商人合作，尽情盗窃国有资产，第二是产权改革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郎教授关于国有企业效率不比私营企业低的论断，也获得了中国主要的几位马列主义经济学家的一致叫好，因此要求中国政府，暂时停止国有企业改革，以免国有资产流失。

这种看起来已经大大落伍的观点，由非中国大陆官方背景的朗教授提出来，受到了许多平民百姓的支持。网上的民意调查显示，有90％的人支持这种看法。在这里，马列左派和底层民众获得了一致。

主流经济学家和官员的声音

然而，这些都并不代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意见。大部份经济学家，尤其近年受到各级政府重视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应该加快改革。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学教授徐滇庆，80年代是体改所的重要成员，和目前北京的经济学界主流关系密切，本身也在中国的学府兼职教授。

“就像手中的冰棍，如果不快点处理，最后就化掉了。国有资产也一样，立法界定和保护之后，可能还会留下一些，否则一样会消失”。徐教授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这样表示，因此他支持物权法的立法。“物权法是市场经济环境下最重要的立法”，他表示，市场经济必须在所有权明确的情况下才可能运作，因此必须尽快确立明确的法规。

中国的官员，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员，对物权法的确立同样非常积极。一位广东的官员对新纪元表示，中国改革快30年了，人民财产已经大大增加，许多人有房有地，如果不尽快立法，保护私人财产就无法可依。“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缺少安全感，会把资产拿到海外去。”

他不愿意回答关于政府官员“合法”财产保护等问题，但他暗示，这些都是改革的必然过程。

不过，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却认为，中国资本外流，本质上说不是立法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的普通百姓，小商小贩没有资本外流的问题，而那些暴富者往往是通过官商勾结致富的，因此先天就有不安全感”，他认为，这些富人并不会因为立了物权法，就感到安全了。

上海一民众坐在路旁望着已被拆除的旧家园。(Getty Images)

中国大陆有大量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清楚，是造成当前官员腐败的根源之一。2007年2月27日，上海一处拆迁区拆楼的农民工。(法新社)

中国的“精神分裂”

物权法起草和审议过程中的争议愈演愈烈，以致最后官方不得不采取国家手段，以行政命令断然叫停双方的骂战，显示出经过了28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出现了巨大的认知差距和分裂。

中国著名经济学者何清涟在最近一期《当代中国研究》上发表的文章认为，这种分裂的征兆之一，“是党务系统向左转，政务系统向右转”，在党务和高层官员“和谐社会”、亲民等口号之下，地方政府对底层民众的反抗采取暴力镇压。征兆之二，则是中国知识精英队改革认识的严重分裂。但何清涟批评说，虽然分裂的双方表现为对“改革”赞成或是批评，但都回避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改革谁在获利？并且不愿意触及根本的体制问题。分裂之三，是底层民众对自身处境的现状和解决出路认知的严重矛盾。

何清涟的文章表示，中国对底层民众掠夺式的“改革”，使曾经被中国万众认同的“改革”神话日渐退色，几近破灭，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政治共识依然消失。

何清涟的分析入木三分。在物权法立法上，左派右派，官方民间，穷人富人各有不同的立场，而且遵循不同的政治价值观进行考量。在这场争论中，世界各种理论学说纷纷露面登场，从马列的共产主义到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从前苏联的法律理论到现代西方的法制精神，从人权进而物权，到物质化绝对平均的毛时代回想，无不纷纷登堂入室。

中国最高当局手忙脚乱，不知所以，因此才有强硬封口的措施出台。

然而，不争论不等于精神分裂就此消失，物权法获得通过，也无法保证其可以获得贯彻实施。中国宪法中人权的条款，也并未获得实施就是证明。在没有独立司法和绝对专制的环境下，中国社会也只能日益精神分裂，直到最后休克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