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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的砂锅不悔的真言 访“新闻勇气奖”得主──中国资深记者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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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的砂锅不悔的真言
访“新闻勇气奖”得主──中国资深记者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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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国际新闻大奖的中国著名记者高瑜。(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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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梁珍 ◎ 许珀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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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去世,对高瑜是一个打击。高瑜说,历次政治运动老人家都走过来了,但六四却把母亲的生命给夺走了。图为高瑜和母亲1970年的合影。(高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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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自北京女子监狱建成以来,第一个没有低头认罪的犯人。
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罪。”──高瑜
“我不会离开中国,我到死都是中国记者,因为报导真相是我的职责。”──高瑜
眼前的高瑜,比实际年龄62岁看上去年轻很多。两次入狱,7年的监牢生活,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淡淡的化妆,衬托出端庄的气质。她快言快语,针砭时弊,虽然中国大陆现在没有一家报纸敢刊登她的文章,没有一家媒体敢聘请她,但是高瑜作为一名独立记者,依旧活跃在中国文坛上。为海外杂志报纸写专栏,成为她生活的唯一来源。
虽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还保留着她的访问学者邀请,但高瑜坚持留在中国:“中共就是想把政治上不喜欢的人都赶跑,叫做扫垃圾运动。但我一定要留下来,我到死都是中国记者,因为报导真相是我的职责。”
命运错综复杂地安排高瑜当了记者,在被外界视为“最大的记者监狱”
的中国,写新闻报导,讲真话,无异于用生命来冒险。高瑜付出了7年监牢的惨痛代价,但不改她直言的本色。去年10月,高瑜在美国纽约再次接受国际妇女基金会新闻勇气奖时,一句“你有枪,我有笔”,“这是历史对我的选择”,令世界刮目相看。
中共监狱对犯人制定了必须低头认罪的硬性规定,否则犯人入狱之后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不能减刑,高瑜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向代表极权的监规低头,北京监狱的员警都称赞她:“坐监狱也这样硬气”。甚至中共当局也没有因为她不认罪而对她施加关小号严厉惩罚。
“我是自北京女子监狱建成以来,第一个没有低头认罪的犯人。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罪。”回忆狱中生活,高瑜这样说道。
高瑜硬朗的外表下,也有柔情的一面。谈到母亲因为89年“六四”事件她的被捕而中风去世,谈起丈夫在她第二次出狱之后中风需要照顾,在监狱里不曾流过一滴眼泪的高瑜,此刻眼中泛出泪光。如果说母亲坚强的性格影响了她的一生,母亲跟她讲的隐士的故事更铸造了高瑜特殊的品质──认准的路,不会再回头。
高瑜出来 程翔进去
2月2日到5日,在香港召开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20多个中国大陆作家被拒绝入境,15名作家幸运闯关,高瑜是其中一员。2月6日,会议结束后,我和摄影师兜兜转转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在地处偏僻,风景秀丽的新界西贡渡假营,和高瑜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访谈。
访谈从香港开始,高瑜和香港有特别的缘分。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新闻社工作时,高瑜同时兼任香港《镜报》的特约记者,每期一篇,针砭时政。
1993年高瑜第二次入狱,中共指称的所谓罪名,是她为香港《镜报》写的4篇文章,判她6年徒刑,1999年获释;2002年,她首次跨出国门,去泰国路经香港参加一个人权新闻奖的颁奖,香港传媒纷纷追访她。高瑜在香港传媒界有很多的朋友,目前被中共关押判刑5年的程翔,是她的老朋友。
高瑜披露,张思之律师为她第二次入狱辩护时,准备厚厚的一大叠香港报刊资料,是程翔特地复印的,证明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的文章内容已经早在各大报纸都有刊登:“比如3月我给《镜报》写的专栏涉及工资改革的问题,我只是评论,这次改革幅度比较大,主要是配合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我所引用的依据是国务院已经讨论通过的一项决定,这份决定在2月14日的《文汇报》全文刊登。”
没想到12年后,程翔也因为投稿被捕。高瑜积极参与营救程翔的工作,包括真名签名要求释放程翔等等。命运就是如此,高瑜出来了,程翔进去了,印证了“中国是最大记者监狱”的指控。
“对记者来说,中共要扣你罪名,不需要证据,你的作品就是证据。”高瑜这样提醒传媒工作者。
对目前中国新闻自由的现状,高瑜形容是中国历史向毛泽东时代倒退的时期,与‘和谐社会’的口号不相符。“现在一个是十七大,一个是明年的奥运会。奥运会是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形象工程,现政权不能有一点点失误的。我觉得今年对中国传媒的限制会比过去更加严重,你看看去年涉及新闻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今年的禁书事件,显示政治一直在刮寒流。”
“六四”政治纲领和奥运人质牌
高瑜的命运,总是和中共高层眼中的大事连在一起。
两次入狱,第一次是在1989年6月3日,“六四”屠城的前一天,14个月后获释;第二次,1993年10月2日,中国申报2000年奥运失败后的一个星期被捕,1999年2月15日除夕提前半年保外就医释放。
高瑜忆述第一次被捕的经历:“6月3日,我在上班路途中,被国安绑架,他们抓我的原因,因为我的一篇文章被定为动乱暴乱政治纲领。”
1988年10月高瑜刚刚从中新社调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关于时局的对话──记严家其与温元凯的对话〉。文中经济方面,关于用改革来解决当时经济过热的问题的看法,和3年后邓小平的精神南巡讲话的精神一致。政治方面,文章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特别提出中国应该有一部非常好的宪法,应该适应于港、澳、台还有整个大中华的华人,要有宪政精神,体现出对人权的保障。
采访中对政治敏锐的高瑜,当时更大胆的假设:“明年经济问题,会不会需要找一个替罪羊,让赵紫阳来承担?严家其一听很激动,这样就太糟糕了,中国应该是实行宪法权威,尤其不应该出现像打倒胡耀邦那样的高层非程序性的权力更迭,这就成了动乱暴乱政治纲领了,给我定成倒邓保赵。”
1989年6月8日,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向中共全国人大做的那份违反事实的报告,将这篇文章定为动乱暴乱政治纲领。加上“六四”前高瑜受胡绩伟之托在广场上劝学生撤退,高瑜成了北京市第一个被捕的知识分子。在秘密关押中,她患上心绞痛,14个月后获释。
第二次入狱,则是因为1993年9月23日北京申奥失败,高瑜成为“中共向西方展示强硬立场的人质牌”。中共一气之下,一个星期后把高瑜关了进去,当时高瑜正准备2天后,坐飞机去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对于人质牌的说法,高瑜说:“它们(中共)对于政治犯,有政治需要的时候,官方就要把这个人抓起来,然后再找罪证。他们审我的时候,当听到我向《镜报》写了4篇稿件,审讯的人高兴得都站起来了,就说明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高瑜表示,1997年服刑期间,她差点作为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谈判的筹码被释放到美国,但因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给她颁发“新闻自由奖”而谈判告终。当时美国开出的8名民主人士名单中,魏京生排第一,她排第二。当时中国说,除了魏京生,别人都可以考虑。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对时任中共副总理的钱其琛说,美国最重视新闻自由。
高瑜忆述道:“监狱已经开始给我身体检查,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已经显示要政治交换。”但是就因为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首届新闻自由奖决定颁给她就立刻停止。她又成为江泽民和中国外交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讨价还价的砝码。”
据说江泽民在一个发到省市级的文件中批示:联合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政府组织,居然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奖项颁给了反动分子高瑜。
高瑜透露:“我还听说中国要退出教科文组织,后来中国就完全转向和联合国谈判,叫他们不要把这个奖授给我。”
因为这个奖,高瑜多坐了两年牢,但她无悔:“中国太需要像联合国这样的支持。”
生死未卜 至亲的伤亡
高瑜先后两次被捕,弄得浑身是病,她在狱中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全身长满红疹,奇痒无比,需要用热开水烫才能有两个小时的缓解期,手掌全部裂开,鲜血淋漓。
她的家庭也付出巨大代价。1989年6月3日,她突然遭绑架失踪,高家上下乱作一团,她整整3个半月没有消息。
她的丈夫赵元康,由于要看护儿子,还要瞒着高瑜82岁的老母亲,无法抽身外出寻妻。只好由高瑜当空军的弟弟去寻找。高弟换上便衣,骑着电单车,穿过枪林弹雨的三环路,开始了毕生难忘的寻“尸”之旅。
提起当年的经历,高瑜仍然怵目惊心。她说弟弟走遍了北京城四十多家医院,只对她讲过去的第一个医院的情景,她就没有再问下去了。
高弟首先去的最近的位于长安街道上的公安局的复兴医院,停尸房尸体都放不下,都放在露天的一个房间。最难忘的是打开房门,拥挤的尸房内,挤满了40多具尸体,一具男尸“滚”出来,只听到后面的女孩子哇的一声哭了,高叫爸爸,原来滚出的是她爸爸的尸体。
高弟一看前面的全是男尸,只有最里面有几具女尸,就买了块毛巾,勒着脸,冲进去翻看,发现里面的两个女尸不是高瑜,他就一个一个医院再找,直到医院都把尸体处理完了,变成相片了,再找再找……
3个半月后,家人才有了她的消息。第二年(1990年)8月28日,高瑜因为突发心脏病获释。那晚,她居住的国务院大院的居民,夹道欢迎她归来,“我母亲追出来,问安全局的人,你还把我女儿带走不带?他说,不带了。有邻居就指责他们,你们把小高抓走了。我住了两个月医院。有的就在说,你们不该杀人呀。”高瑜忆述当时的情景,仍然很激动。
高瑜被绑架之后,老母亲担惊受怕,在高瑜出狱20天后中风。高瑜眼泛泪光的说:“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把我母亲夺走,‘六四’就夺走了。一年零两个月后,她去世了,很胖的老太太瘦成一个植物人,很小很小。”
而一直默默支持高瑜的丈夫,在经济压力下心力交瘁,近年连续中风,脑血栓引致半身不遂,现在还坐在轮椅上。高瑜心疼丈夫,去年高瑜访美归心似箭:“我还要回去照顾他。他为我承受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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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7日,香港四五行动成员到中联办,抗议中共驻法国大使馆官员威吓香港记者,严重践踏新闻自由,他们又仿效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法国向朱镕基总理撒传单的做法,要求释放被囚的高瑜。(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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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去世,对高瑜是一个打击。高瑜说,历次政治运动老人家都走过来了,但六四却把母亲的生命给夺走了。图为高瑜和母亲1970年的合影。(高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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