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蕾
前东德的“人民大会堂”共和国宫正在拆除，这个曾经作为东德政治焦点的建筑物，已成昨日黄花。远处是东柏林电视塔。（新纪元）
柏林的冬天黑得早。下午3点，商店中的圣诞彩灯就已经照亮了柏林红色市政厅周围的街区。原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为了展示社会主义优越性而建的柏林电视台，依然耸立在市政厅旁的亚历山大广场上。不远之处，只有孤单地矗立在一个小广场上的共产主义始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雕像，还能让人想起来17年前这里曾经是共产主义东德的政治中心。
马恩雕像背后，相当于中国人民大会堂的“共和国宫”，已经被拆得只剩下了一副骨架。曾经在这座原本贴满了金色玻璃砖的建筑中风光一时的前东德共产党领导人，如今大多仅留下一个只有在回顾冷战历史时才被人提起的骂名。
12月中旬一天下午，随着一阵脚步声，两个人推开了柏林“纪念受共产党迫害者”图书馆的大门。沙博夫斯基与浮士特这两个人，一个是前东德社会党（东德共产党的称谓）的政治局常委，德共最后时刻的第二号人物；另一个是备受共产党迫害的东德异议作家。本是水火不容的两人，后来一笑泯灭了恩仇，居然成为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与文质彬彬、态度温和的浮士特相比，沙博夫斯基身材高大，和气中的决断泄露出他曾经大权在握的过去。
六四镇压后访问中国
谈话是从中国开始的。1989年6月4日，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大屠杀”事件。镇压发生不久，当时兼任柏林市委第一书记的沙博夫斯基接受北京市的邀请前往中国访问。
“昂纳克同意这次出访”，沙博夫斯基受讬去了解中国政府的态度。当时的情景他还记忆犹新：“江泽民，是那个从上海来的那个人，对吧？他马上就同意见面。他对我说，天安门事件是学生挑衅，政府无意让局势恶化。他通过暗示传达给我们的资讯是，他试图和天安门事件拉开距离。他说政府是被形势所迫，但他似乎无意特别强调政府的立场。”
沙博夫斯基回忆说：“江泽民谈这件事的时候，态度还算开放，但有些尴尬。意思说，镇压不是中国政府的原则性立场。当然他解释说，这都是由学生挑衅造成的。请我转告昂纳克。”
显然，江泽民不愿意背上这个“血债”。不过10多年后，他却主导了对有着上千万追随者的法轮功的镇压。“人性是脆弱的，在那样的极权制度下，站在高位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时间长了，会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呢。”沙博夫斯基叹道：“昂纳克不也是如此。”
他一句话导致柏林墙倒塌，“我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的工具”，17年后沙博夫斯基这样看自己当时的作用。
1989年11月11日，西柏林民众在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Square）附近试图推倒柏林围墙。(法新社)
没人相信东德会垮台
1989年同样也是东德最为动荡的一年。从1971年接任东德共产党总书记开始到1989年，昂纳克已经在东德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坐了整整18个年头。尽管当时的东德已经是债台高筑，不断有人逃亡，但直到89年的6月，昂纳克对东德“铁打的江山”似乎依然信心十足。
6月22日至23日，东德共产党召开了昂纳克上台后的第五十四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当时，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将会是昂纳克所主持的最后一次中央委员会。沙博夫斯基回忆到，在这次会议上，昂纳克突然打断了正在进行的针对政治局工作报告的讨论，对莱比锡市申请2004年主办夏季奥运会而表示祝贺，然后拿出了一份有关西柏林美军RIAS电台前一天写的一篇评论的报告，大声念起了评论的最后一段。
“昂纳克显然是认为，东德至少还能存活到2004年。”
念到这里，昂纳克和他的同僚们禁不住捧腹大笑，大家认为西方怎么可能有这么可笑的想法。
事实上，在当时怀疑东德能继续存在下去的人的确不多。无论是西德政府、美国还是苏联，都没有想到世界巨变在即。由于美苏两国都拥有核武器，华沙条约国和北约成员国之间都格外小心翼翼。联邦德国是北约成员国，而东德是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任何促进德国统一的举动都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东德政府也看到了西方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法国和英国都对两德统一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也暗自担心一旦统一之后，拥有8,000万人口的德国的势力会成为欧洲最强国。
沙博夫斯基回忆说：“法国总统密特朗后期访问东德的时候，他拍着当时的国务委员会秘书长克伦茨的肩膀说：‘东德得继续存在下去。’这些也让我们以为，尽管老百姓人心思变，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把东德继续维持下去。”由于戈尔巴乔夫开始时也不同意两德统一，东德政府感到更加放心。
对自由的追求无法阻挡
东德当时属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状况最好的一个。莫斯科曾经专门开了一家“东德商品百货公司”，专卖东德产品。“苏联人买东德货的感觉，很像东柏林人能到西柏林买东西的心情。”
沙博夫斯基承认，东德其实是沾了西德的光。东西德一直有相当密切的经贸关系。
货物交往使得东德不仅获得了原料和半成品，同时也得到了消费品。“当时的联邦德国为我们提供了高达8亿马克的无息贷款额度。这些都是捷克或波兰等东欧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在西德的支撑下，昂纳克等共产党领袖们始终沉浸在与东欧小兄弟们相比要高出一头的优越感当中。
“昂纳克期间实际上是债台高筑，东德的外债从他接任总书记时的2,000西德马克上升到500亿。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除了花钱以外，一事无成。”沙博夫斯基毫不掩饰地对昂纳克的“业绩”嗤之以鼻。
东德政府的高额外债引起了苏联的不安。勃列日涅夫批评昂纳克没有原则，欠西方的外债过高。莫斯科担心东德陷入依赖西方国家的被动境地。然而，东德老百姓不知道也感受不到政府亏空而带来的危险。他们感受到的最多是东西德相比之间的巨大差距。“当时的问题是，东德人不是去和波兰或捷克相比，他们是和西德相比。每个家庭都能够接收到西德的电视，东德人能看到电视节目，看到那些广告。除此之外，很多人在西德都有亲戚朋友。
对东德人来说，衡量生活品质的标准不是波兰或者苏联。东德人还不太看得上这些国家，因为当时这些国家把并不是很富有的东德看作是很不错的产品输出国。东德人向往的是西德。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媒体效应，东德老百姓能看到东德物质的缺乏。这是东德人背离东德的一个原因。但是，这还不是最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老百姓对自由的需求度越来越高。”沙博夫斯基在谈到89年东德大规模的逃亡潮时这样说。
公开抗争削弱党的权力
1989年夏天，自从5月2日匈牙利开放匈奥边境之后，大批东德人以去匈牙利旅游为名，取道奥地利逃往联邦德国。东德的逃亡潮不仅造成了劳动力流失，使得企业受到了影响，更重要的是让东德政府在国际上名声扫地。“人们看到这些逃亡的景象都在想，东德边境的保安措施这么严密，每天却能有十几万人逃离这个国家，这到底得是一个什么政权？”沙博夫斯基说，当时最难堪的莫过于天天看到这样的镜头传遍世界。电台、电视台对逃亡潮和东德民众逐渐兴起的抗争持续报导，对民众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89年10月起，莱比锡的民众开始走上街头，每个星期一举行定期示威抗议。抗议游行的消息通过媒体传播开来。人们把莱比锡的游行当作了行为榜样，纷纷效法。
随着东德民众逃亡人数的增加和参与示威抗议的城市增多，东德政府高层的自信逐日下降。“老百姓就是用这种方式消弱了我们的权力。”
8月份昂纳克在东德急剧动荡的时刻病倒。9月份，党内以克伦茨、沙博夫斯基为首的一批高官策划逼宫。“我们政治局里的一些人试图通过撤销昂纳克的职务在党内进行一场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希望通过改革能够挽救东德共产党，挽救这个党的影响。因为，当时的东德政权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非常遭人憎恨的政权”，沙博夫斯基坦诚自己当时所做的一切决定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权力。
不学中共天安门镇压
10月18日，昂纳克被迫辞职，克伦茨接替了他的职位。改组后的东德共产党领导层首先想到的自救办法，是出台一个新的出境管理规定，藉此挽救已经跌到谷底的东德政府的国际声誉。
“当时最大的威胁是，如果不开放边境，局势就会变得很紧张。我们当时是新上台的执政者，可以说是老的新执政者，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的前任不同。但是东德共产党还是那个党，军队领导也还是原来那批人。假如老百姓往边界冲的话，军队有可能开枪。我们必须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原因是：东德当时没有钱了，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决定表现我们是改革派。因为，西德政府希望看到东德政府由改革派掌权，他们不想接受500万民东德难民，而是希望东德人留在东德。我们幻想着，打开边境，东德人留在东德。”
在此之前，克伦茨10月1日还被昂纳克派往中国参加中国的国庆庆典。他回来后，西方报刊报导说他去中国了解如何武装镇压反抗力量。这个报导让当时密谋推翻昂纳克，希望以改革派面目出现的东德高官们如坐针毡。
沙博夫斯基：“我不会盲目地认为我扮演了一个什么特殊的角色。我不过是历史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的一个工具而已。”
克伦茨和沙博夫斯基都是这个密谋小组的成员，“我们当时都很清楚，昂纳克必须下台，我们需要西德的经济资助。如果东德出现类似天安门的事件，西德政府决不会伸出一个手指来帮助一批血腥镇压异己的人，那东德就彻底完蛋了。”
柏林围墙于1961年8月开始建造，一开始以铁丝网为材料，后才被换成真正的墙。墙的东部一侧，是探照灯严密控制的地带，又称“死亡地带”－－逃亡者一旦接近这个地带，将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遭到枪击。图为布兰登堡门附近的柏林围墙。(法新社)
阴差阳错的历史角色
11月9日，改组的东德政府首次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一天，沙博夫斯基和当时的总书记克伦茨在会上谈好，由他来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简化东德公民出境办法之后，就匆匆离开会场。到了新闻发布会上，他开始宣读中央决议：“……允许个人出境，不必说明任何理由……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批准出境……可以通过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所有边境检查站出境。”
这时一个义大利记者提问说：“什么时候开始执行？”沙博夫斯基想了一下说：“据我所知，立即执行。”就在这里命运之手轻轻拨动了一下决定着历史前进方向的转盘，沙博夫斯基阴差阳错地出了一个并不应该由他负责的失误。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
“我们是想宣布旅行自由并允许东德人出境，彻底离开东德。但是，还有几个具体执行办法。其中一个就是，计画让电台清晨4点播放这个规定。4点之前通知所有的边警。”不过，偏偏就是有人忘了把这个重要的细节通知要去见国际记者的沙博夫斯基，“我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克伦茨当时是不是知道，我们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我还以为一切都安排好了。”
记者们把沙博夫斯基说的“立即执行”理解为立即开放边防检查站的信号，纷纷打电话抢发这个消息。
“结果没想到晚上7点时，边警还什么都不知道。记者招待会之后没多久，成百上千的人涌到了柏林墙的边上，要求通过边防检查站。上千人在墙边上喊：‘把边境打开。沙博夫斯基说边境开了。’边警不知所措，觉得也不可能是上千人都在撒谎。而且，那几天情况很乱，经常有一些命令下来后，底下的人不知道，或者是负责的部门也不知道。”在群众的压力下，一些边警自己作出了决定，就打开了边境。”柏林墙就这样在东柏林居民平和而快乐的气氛下，彻底打开了。
打开边境的人沙博夫斯基
今年78岁的沙博夫斯基1929年1月4日出生于北德一个工人家庭。二战时沙博夫斯基和其他被撤离的孩子一起被送进了儿童营地。战争后期，纳粹把儿童营地改编为军训营地，希望把少年儿童训练为纳粹的最后一批抵抗力量。沙博夫斯基还算幸运，在他还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被送上战场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结束了。16岁的沙博夫斯基回到了柏林就读中学。两年后，刚毕业的沙博夫斯基他得到了一个在属于苏占区的东柏林一家工会报社实习的机会。
“出版社里的编辑大部份都是曾经被纳粹关在集中营里的共产党人，还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年轻人当时都在寻找德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场战争灾难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些编辑们给我们的回答是，纳粹和战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年轻的沙博夫斯基很容易地接受了这个解释。在这里他“形成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1952年之后，沙博夫斯基以他的文笔正式进入工会《论坛报》编辑部，同年加入了东德共产党，全称“德国统一社会党”（SED）。“我通过写作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而这份工作反过来又加强了我当时的共产主义思想。这条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
沙博夫斯基坐在图书馆摆满书的书架前，回忆着他的一生。一眼望去，书架上的书，无一不是东德时代的禁书。“纪念受共产党迫害者”图书馆是东德政府倒台之后，异议作家开办的一家专门收藏所有在东德时代的禁书的图书馆。
“我曾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他说。
年轻活跃的沙博夫斯基深得上司的赏识， 24岁那年便当上了《论坛报》副总编。1967年被送往莫斯科党校镀金。回到东德后，一跃成为SED党报《新德意志报》的副主编。10年之后他稳稳地坐上了《新德意志报》总编的宝座，掌管着东德共产党的喉舌。
1981年，沙博夫斯基成为东德中央委员会成员。1984年，跨入了东德共产党的政治核心，成为政治局委员，负责宣传，后兼任东德首都东柏林的党委第一书记。就这样，沙博夫斯基靠着他的口才和精明的头脑，青云直上地坐到了东西两大阵营冷战前沿的红色堡垒之上，直到柏林墙的倒塌把冷战的铁幕撕开了一条大大的口子。而沙博夫斯基的名字也由于一个阴差阳错的历史性事件和柏林墙的倒塌永久的联系在了一起。
1989年11月11日，一名西柏林民众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旗准备越过柏林围墙。(法新社)
告别乌托邦
如今沙博夫斯基提起这段历史时的语调格外轻松，他把脱离东德共产党的过程称为心灵的解放，“现在我的观念完全改变了。不是出于直觉判断，不是因为什么偶然事件，也不是因为这个党开除了我，我对它产生了什么报复心理，而是因为我被开除后，我又重新去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和我们所谓的科学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了其他的哲学家，了解了其他思想体系。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解放，把我的思想从一种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解放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被开除出党这件事对我帮助很大，让我从这个极端狭隘的世界观中彻底解放了出来。”
沙博夫斯基被人称为“打开边境的人”。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他又怎么看待自己当时无意中扮演的这个角色？
这显然是一个多年以来沙博夫斯基一直非常不愿引起别人误会的话题。他谨慎而肯定地说：“我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的工具。”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补充说：“我当时是一个衰败的政权的代表。我不会盲目地认为我扮演了一个什么特殊的角色。当时的特殊情况促使我宣布了这个规定。我不过是历史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采用的一个工具，因为这个事情不可能由别人来做，只能是由高层的人来做。”
1989年11月10日，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来自东柏林的车辆大排长龙。(法新社)
摆脱共产党的精神束缚
柏林墙的倒塌使得东西德的统一成为了指日可待的事实。1990年1月，沙博夫斯基被开除出党。“当时我很痛苦。被开除出党时的心理感受就好像是被判死刑一样。仅过了几年之后，我倒是觉得真该给这个党写一封感谢信，感谢它把我开除出党。如果我不是被开除，我内心可能还会对这个党多多少少存有依恋之情。”
1990年，他出版了《倒台》一书，记录了东德共产党倒台的过程。1994年，这个一生中写了无数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把他对共产党的反思写进了新书《告别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对于他来说已经无非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
“马克思主义宣称是一个改变世界的药方。这永远也不可能是科学的。我们不可能预见世界将如何发展。它和科学没有关系。”
这段反思的经历成为了他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要转捩点。90年代初沙博夫斯基接受了曾被东德政府关押过的异议作家浮士特的邀请，参加了一系列“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对话。“沙博夫斯基不回避别人向他提出的尖锐问题。能感觉得出来，他在努力与对方沟通。”正是这种在共产党的官员身上并非常见的特点引起了浮士特的注意。直到今天他们两人有时还会接到学校，甚至是警署的邀请，同台反思曾经作为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经历。
反思是自我精神解放和民族和解的良药。然而，历史是公平的，它既给人无数的机会让人从反思中自省，也会让人去承担自己所应该承担的那份罪责。1997年，德国起诉东德共产党最高领导层成员，指责他们对东德军警杀害翻越柏林墙者负有责任。沙博夫斯基作为前东德共产党领袖之一，被判3年监禁。
柏林仍保留有一小段围墙的遗迹以作为纪念和历史见证,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法新社)
部份残破的柏林墙，今天依然矗立在柏林市中心，提醒世人时刻反思那个身体和精神都受到围困的共产时代。(法新社)
1987年6月12日，前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西柏林时，在布兰登堡门的柏林围墙前发表演说：“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推倒这堵墙！”(法新社)
共产党人应彻底反省
起初，他并不认为他应该为此负责。“我没有直接参与过相关的决定。有关边境安全系统的最后一个决定是1974年做的。那时我还没到政治局。”
但是在法庭审判时他见到被杀的年轻人的父母，改变了他的想法。“我告诉我的律师，我觉得钻法律的空子开脱我自己的罪责是很不合理。不管怎么说，我是东德共产党领导人，是政治局成员。不管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的，我得对此负责。所以，我只能向受害者道歉。我说，东德边境安全系统杀死的不是犯罪份子，而是些只想离开这个国家的无辜的人。任何一个自由国家的人都可以自由地离开自己的国家，只要他们不是被通缉的罪犯。而如果一个体制需要在边境用这种方式打死、打伤逃亡者，那么它就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可以对它说再见了。所以，我向受害者道了歉，但是不知道他们能否接受我的道歉。他们如果不接受，我也能理解。”
99年12月沙博夫斯基入狱，很多市民观察了他在受审期间的表现，看到了他反思过写下的言论之后，向柏林市长提出要求提前释放沙博夫斯基的特赦申请。2000年10月2日，在经过10个月的监禁后沙博夫斯基卸下了良心的包袱，获得了自由。
前东德共产党人中曾有人大骂沙博夫斯基是叛徒。回首过去，沙博夫斯基说他如今对此只是笑笑而已。“每个诚实的人都能够明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败了，东德共产党的手上还沾着在边境被打死的年轻逃亡者的血。这个党的领导者应该彻底地反省自己。”
老人边说边兴致勃勃地往嘴里送着圣诞姜饼，东德的那段历史对他来说已是一道已跨过的阴影，正如他已经跨越了自己一样。如今沙博夫斯基没有了汽车、没有了自己的司机，并且与太太搬到了西柏林一个不大的公寓里，过着平凡的日子，但赢得的则是良心的解脱和周围人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