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胜忠写了篇文章〈当代中国统计失真的类型分析〉，把中国统计失真的类型分解成技术性失真、政治性失真，以及利益性失真等原因。说了一大篇，并没有说明中国统计数字不可靠的根本原因。 

中国统计数字不可靠并不是小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大问题。例如中国有多少人口，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严重问题。可是中国居然没有人能说得清，要从小学生入学注册的统计数字来推算实有人口。这显然不是技术问题，也不可能是中央政府强迫各地的统计部门讲假话（即赵胜忠所谓的政治问题），最主要的关键是攸关各级官吏的切身利益。另一项很显著的失真就是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全国的总平均增长率低于中国任何一省的增长率。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笑话。对这种大笑话无可奈何而一筹莫展，这种唾面自干的好修养恐怕全世界也只有中国的领导干部有。在其他任何国家，恐怕都没有这种大笑话。我们可以因为缺乏统计部门交不出统计数字，像这样对全世界公开承认中国13亿人居然没有人会使用小学生的四则运算，这种事不但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

在民主自由的国家，各级官员是人民通过选票选出来的，影响人民信心的因素很多，统计资料当然是一项因素，但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且两个和多个候选人不可能都有相同的政绩，选举人投票选谁和不选谁主要是根据对候选人的信心，而不是根据候选人的政绩。统计部门不会受到严重的政治压力，也没有利益驱使他们去伪造资料。这样的资料当然是比较可靠，值得信任的。

在专制的国家，比方说在前苏联，许多统计资料是国家机密，一般人永远也见不到，例如在上世纪30年代，前苏联搞集体化，到底饿死或迫害致死了多少人，或在卡廷森林处决了多少波兰战俘，这都是政治问题，与统计部门无关，也不会形成要求统计部门扭曲统计结果的压力。这样统计出来的数字，可能会整体失真，但不会彼此矛盾。例如前苏联从赫鲁雪夫时代开始，对社会福利层层加码，给本国的财政开支造成了无法承担的负担，不但是造成前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也是解体后许多独联体国家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在政治家作出增加社会福利的决策时，所依据的生产和收入资料不真实，不可靠当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统计部门不会像中国的统计部门那样报出彼此矛盾的资料来，闹出大笑话。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经济已经变成逐步开放了，很多经济指标已经变成了全世界关心的目标，也有办法加以覆核。但选拔干部却依然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套意大利黑手党的管理办法。这就为统计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压力，正是这种压力扭曲了正常的统计数字。各省、各市、各县为了追求政绩，就高报自己的国民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但全国的总增长率却是在众目睽睽下，受到国际贸易的约束，不可能多报。中央统计局只好舍弃各地统计局报上来的数据，自己搞抽样调查，再重新做出一套资料公布。

人口的统计资料就更是受到现实利益的压力。从上世纪80代开始，中央开始给各地下达人口增长的指标。而且是一票否决制，不管你各方面的政绩再好，如果人口增长率超过了指标，就要撤职查办。各级官吏头上有个官衔，好管得很。但贫苦农民一无所有，只指望着多生个儿子好养老送终。为了管着农民不超生，甚么绝招都搬出来：扣人、抄家，直到拆房屋全上，闹得民怨沸腾也不能避免出生率超标的问题。几年下来，干部都想通了，农民多生个孩子不犯死罪，怎么管也免不了百密一疏。只要把统计资料稍改一下，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年积月累，后一任更不敢揭穿前任的西洋镜，否则就犯了众怒，自己让自己没法下台。如果能早点想出现在的办法，不用硬指标来控制出生率，而用硬指标来通过补贴来确保子女较少的孤寡老人，特别是确保只有1名儿子或没有儿子的老人的平均生活水平稍高于当地多子女老人的平均生活水平。那么解决出生率超标的问题就不需要这么费劲。对统计部门也不会有这么大的造假的压力。

河冰开裂的声音昭告春天的降临。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央集权国家，远在两千年前的汉朝，中央已经有了可靠的统计资料。现在由于各级官员的利益因素，竟然使统计资料不再可靠。这说明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与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矛盾。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就像一个人生病发烧一样，是寻医问药，还是把温度计给砸了来讳疾忌医。这个选择难做也不难做。但很明显，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已经渐行渐远，不可能再永远同行下去。

转自《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