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勝忠寫了篇文章〈當代中國統計失真的類型分析〉，把中國統計失真的類型分解成技術性失真、政治性失真，以及利益性失真等原因。說了一大篇，並沒有說明中國統計數字不可靠的根本原因。 

中國統計數字不可靠並不是小問題，而是一個很嚴重的大問題。例如中國有多少人口，這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嚴重問題。可是中國居然沒有人能說得清，要從小學生入學註冊的統計數字來推算實有人口。這顯然不是技術問題，也不可能是中央政府強迫各地的統計部門講假話（即趙勝忠所謂的政治問題），最主要的關鍵是攸關各級官吏的切身利益。另一項很顯著的失真就是國民經濟的增長率，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全國的總平均增長率低於中國任何一省的增長率。這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大笑話。對這種大笑話無可奈何而一籌莫展，這種唾面自乾的好修養恐怕全世界也只有中國的領導幹部有。在其他任何國家，恐怕都沒有這種大笑話。我們可以因為缺乏統計部門交不出統計數字，像這樣對全世界公開承認中國13億人居然沒有人會使用小學生的四則運算，這種事不但是前無古人，恐怕也是後無來者。

在民主自由的國家，各級官員是人民通過選票選出來的，影響人民信心的因素很多，統計資料當然是一項因素，但決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兩個和多個候選人不可能都有相同的政績，選舉人投票選誰和不選誰主要是根據對候選人的信心，而不是根據候選人的政績。統計部門不會受到嚴重的政治壓力，也沒有利益驅使他們去偽造資料。這樣的資料當然是比較可靠，值得信任的。

在專制的國家，比方說在前蘇聯，許多統計資料是國家機密，一般人永遠也見不到，例如在上世紀30年代，前蘇聯搞集體化，到底餓死或迫害致死了多少人，或在卡廷森林處決了多少波蘭戰俘，這都是政治問題，與統計部門無關，也不會形成要求統計部門扭曲統計結果的壓力。這樣統計出來的數字，可能會整體失真，但不會彼此矛盾。例如前蘇聯從赫魯雪夫時代開始，對社會福利層層加碼，給本國的財政開支造成了無法承擔的負擔，不但是造成前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也是解體後許多獨聯體國家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在政治家作出增加社會福利的決策時，所依據的生產和收入資料不真實，不可靠當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統計部門不會像中國的統計部門那樣報出彼此矛盾的資料來，鬧出大笑話。

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經濟已經變成逐步開放了，很多經濟指標已經變成了全世界關心的目標，也有辦法加以覆核。但選拔幹部卻依然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一套意大利黑手黨的管理辦法。這就為統計部門產生了巨大的利益壓力，正是這種壓力扭曲了正常的統計數字。各省、各市、各縣為了追求政績，就高報自己的國民總產值的增長速度，但全國的總增長率卻是在眾目睽睽下，受到國際貿易的約束，不可能多報。中央統計局只好捨棄各地統計局報上來的數據，自己搞抽樣調查，再重新做出一套資料公布。

人口的統計資料就更是受到現實利益的壓力。從上世紀80代開始，中央開始給各地下達人口增長的指標。而且是一票否決制，不管你各方面的政績再好，如果人口增長率超過了指標，就要撤職查辦。各級官吏頭上有個官銜，好管得很。但貧苦農民一無所有，只指望著多生個兒子好養老送終。為了管著農民不超生，甚麼絕招都搬出來：扣人、抄家，直到拆房屋全上，鬧得民怨沸騰也不能避免出生率超標的問題。幾年下來，幹部都想通了，農民多生個孩子不犯死罪，怎麼管也免不了百密一疏。只要把統計資料稍改一下，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年積月累，後一任更不敢揭穿前任的西洋鏡，否則就犯了眾怒，自己讓自己沒法下台。如果能早點想出現在的辦法，不用硬指標來控制出生率，而用硬指標來通過補貼來確保子女較少的孤寡老人，特別是確保只有1名兒子或沒有兒子的老人的平均生活水平稍高於當地多子女老人的平均生活水平。那麼解決出生率超標的問題就不需要這麼費勁。對統計部門也不會有這麼大的造假的壓力。

河冰開裂的聲音昭告春天的降臨。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中央集權國家，遠在兩千年前的漢朝，中央已經有了可靠的統計資料。現在由於各級官員的利益因素，竟然使統計資料不再可靠。這說明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與專制集權的政治體制已經發生了深刻的矛盾。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已經是勢在必行。就像一個人生病發燒一樣，是尋醫問藥，還是把溫度計給砸了來諱疾忌醫。這個選擇難做也不難做。但很明顯，專制集權的政治體制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是兩股道上跑的車，已經漸行漸遠，不可能再永遠同行下去。

轉自《新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