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开始进入这个本属于哲学的领地。外伤、疾病和药物都能够改变意识，所谓“我”的“自由意志”变得可疑”。人们对酒精、色情、尼古丁的执着与毒品成瘾的作用十分相似，“我”又可以通过药物或其它方式的刺激来创造。“濒死经历”的现象还包括有的人感到“意识脱离身体”的经历，被称为“灵魂出壳”。

科学家还发现问题出在“快乐中枢”。人类快乐中枢，负责生存和生殖。原来所谓食色性也，都是因为可以刺激快乐中枢，让人放不下。若是对“快乐”不加节制，就会成瘾。快乐是好事，只是不要被“快乐中枢”骗了自己。这其中关键的问题还是“我是谁？”、“意识究竟是甚么？”是物质大脑机制作用产生的一种感受；还是有另外的存在？
 
“我”是谁？还是由每个人自己来回答吧。

“我是谁？”、“意识究竟是甚么？”千百年来这些都是人类追问的基本哲学问题。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脑科学的出现，尤其是对临床精神病例的研究和脑造影技术的发展，科学开始进入这个本属于哲学的领地。

渐渐地，哲学问题变成了科学问题，一个核心假说产生了：意识就是大脑的活动。“我”这个概念也越来越和脑的活动结合起来。那么，意识究竟有没有独立性呢？控制了大脑是否就真的控制了“我”呢？

“我”意味着甚么？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是特别的，也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我”意味着这张面孔、这颗脑袋和这个身体；意味着爱不爱吃巧克力，或是喝啤酒；也意味着与生俱来的个性、特点、脾气；还意味着自身的经历、记忆和情感。

“我”是自私的，“我”渴望别人的尊重、精神的慰籍，和感官的欢愉……“我”总是有那么多的愿望和欲望，更有喜怒哀乐的发泄。同时“我”也有高尚的一面，有同情心；“我”希望自己好，也希望别人好。

“我”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体现，既会做好事，也可能做坏事。许多人说，最了解自己的是自己，因此“我”就是“我”。

但是，这些朴素的自我认识仅仅是大众文化，当科学家们逐渐将人的情感、语言、逻辑等心理反映归结为大脑不同部位的功能的时候，“我”和意识的独立性问题也变的突出了。如果控制大脑就能彻底左右人的意识，“我”就成了棘手的大问题，所谓“自由意志”也将不复存在，人类意识被分解成为大脑新皮层不同区域的电极活动的结果。

“我”开始糊涂了

脑功能很容易被外部因素左右。如果“意识”就是大脑功能的产物，意味着“自由意志”不过是一种虚幻。

1848年9月13日，一个名叫盖吉（Phineas Gage）的铁路工人，在美国弗蒙特州施工时，不幸在一次爆炸事故中被一根铁棍击穿头颅。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但是原先那个严谨、勤奋的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毫无恒心、胡言乱语的酒鬼。

传统哲学思想并不把意识（包括感情个性等）等同于大脑，而盖吉的例子使这个问题复杂化了。一部份人开始认为，既然一次大脑创伤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可见脑子不仅是储藏“自我”的器官，而且应当就是产生“自我”的地方。

盖吉的事故发生13年后，法国神经学家布罗卡（Paul Broca）发现大脑左颞叶损伤可以导致语言障碍。这是首次将认知功能与大脑某一部位直接联系在一起。在那以后，类似的研究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年来，核磁共振（fMRI）、正子断层扫瞄（PET）等技术在脑活动造影方面的广泛使用，大大推进了大脑活动规律的研究。目前人们已经相信，脑的不同部位都有不同的功能，因此不同部位的损伤可以导致特定的运动和认知能力的障碍或丧失。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意识就等同于大脑的功能呢？

进入20世纪以后，社会变得更加包容，一些人体特异现象开始在西方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催眠术可以将人带进令人难以解释的意识状态中去，还有某些精神和心理疾病的患者并没有脑部病变；这意味着脑损伤与认知能力障碍没有必然联系。

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用药物刺激大脑后，可成功模拟一些精神疾病的症状。由于这些药物并没有造成大脑病变，因此很多科学家们坚持，所谓的特异的精神现象不过是某些体内的化学物质在捣鬼罢了。不过，围绕催眠术的争议并没有因此结束。

如果外伤、疾病和药物都能够改变意识，那么所谓“我”的“自由意志”就变得有些可疑，这对商业、司法等许多社会领域的价值观和既定规则都是一个挑战。比如在犯罪学领域，确定一个人是罪犯的前提是本人在犯罪前能够做出选择。西方司法理念认为没有选择的机会就不能定罪，因此精神病人犯罪不能被当作罪犯处理，因为他没有能力对自己的意识负责。但是如果“自由意志”本身是不存在的，是否任何犯罪行为都可以或者应该被原谅？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一个有恋童癖的人被捕了。就在定罪宣判前检查发现他患有脑瘤。切除脑瘤后，这个人的恋童癖竟然消失了。而当一段时间后脑瘤复发，恋童癖也死灰复燃。于是他再次进行手术，恋童癖也再次消失。那么究竟是谁在犯罪？谁应该负责？
就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Getty Images）

人们对酒精、色情、尼古丁的执着与毒品成瘾的作用十分相似。

因为这个“我”不但受困于越来越多的“先天缺陷”，又可以通过药物或其他方式的刺激来创造。

“我”不能自已

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来自于荷兰一个犯罪率极高的家族。1993年，科学家们相信他们终于从遗传角度找到了原因。分子生物学研究发现这个家族的成员缺少一种叫做单氨氧化脢A的基因，导致他们情感反应缺陷，从而有暴力倾向。换句话讲，其家族成员患有可以导致他们犯罪的遗传病。

“先天缺陷”虽然不能使当事人完全摆脱法律责任，但或许能得到多一些公众同情。这样的科学发现让法官们和陪审团愁眉苦脸，却让律师们有了更多兴高采烈操作的空间。

再比如在商业方面，正当的市场竞争要求顾客能自由选择商品。于是问题来了，通常顾客选择某项商品应当是因为喜欢，不应当是被迫的。而“喜欢”又是甚么？是他自己吗？如果是某种嗜好和瘾好使顾客购买某种商品，他是自由的吗？那么商家是否可以先用一种商品刺激顾客产生某种嗜好，再诱导人们去购买另外一种商品？

人们多少都有些不同的喜好和瘾好。有人喜欢巧克力，有人爱吃辣，有人爱喝酒或抽烟。科学家研究发现，人们对酒精、色情、尼古丁的执着与毒品成瘾的作用十分相似。

当意识完全是大脑活动的产物时，古典意义上的“我”已经迷失了。因为这个“我”不但受困于越来越多的“先天缺陷”，又可以通过药物或其它方式的刺激来创造。

来自修女的启示

那么，在大脑面前，“我”有自由吗？一个持续了15年的对600多位修女的研究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新的线索。

肯塔基大学的斯诺顿对诺特丹姆的678位老年修女进行了追踪研究。定期对修女们的记忆力和认知力进行检查；他在修女们去世后，对她们的大脑进行解剖分析。斯诺顿的发现之一是：以认知力下降为特点的老年痴呆症与脑部病变似乎没有必然联系。

一位名叫玛莉的101岁修女有十分良好的认知力，但是她去世后的检查却发现她的大脑有典型的老年痴呆症的病变。这些病变一向被认为是造成患者认知能力障碍的元凶。那么玛莉清晰的意识应当如何解释呢？而且玛莉并不是唯一的例子。最后科学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她们乐观的人生态度。

超心理之谜

意识的产生，尤其是一些的深层思维活动很难用简单的物理和化学刺激来替代。有些常见的心理活动仍然是脑科学的难题，其中之一的便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一种现象：预感。

1948年，当时苏联的一位超心理人士迈兴（Wolf Messing）到阿什哈巴德（Ashkhabad）作表演。他刚到这座城市，一种强烈的不安就迫使他马上离开，放弃表演。3天后，一场大地震降临阿什哈巴德，造成5万人丧生。

这是比较典型的一种预感形式：强烈的不安、恐惧，感到不详等。不过对于像地震这样的天灾，科学家们仍然可以用气压变化，或是地震前的某些特殊气味等作解释。若是这样，那与药物刺激造成的意识变化没有甚么不同。但是，对于像车祸、亲友去世等不幸事件的预感就很难用现有的概念解释了。

二战时期，美国著名超心理人士塞西（Edga Cayce）曾帮助一些人预知他们的亲人在战场上的安危。他能准确感知当事人在战场上阵亡，这曾使塞西感到十分痛楚；这种现象叫做遥感（telepathy）。英国一项调查显示80%的人曾经有过遥感经历，比如：正在想某人时，对方来电话。去年的一项实验显示，遥感不能用巧合来解释，而是统计学上的“真实”。

对于这些超心理的意识活动，有时人们不得不用一个并不科学的概念来描述：“场”。因为“场”是个十分笼统的概念，而脑却是具体的物质，一旦用场来解释意识来源时，意识和大脑的关系就变得十分微妙了。

寻找灵魂

西方文化中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动物没有。早期的西方学者也一直寻找灵魂在哪里，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瞄准了人脑，而人脑确实具备动物脑不具备的特点。

人脑有3部份：大脑、小脑和脑干。脑干主要掌管呼吸和心跳，小脑掌管运动，而高级的思维活动是通过大脑进行的。通常低等动物如爬行类的脑主要是小脑和脑干；高等动物虽然有大脑，但是大脑皮层远没有人类发达。比如人类的大脑皮层占脑总量的80%，而大鼠只占30%。

人脑的大部份结构都是对称的，可以分为左右两部份，唯一不成双的结构是松果体；17世纪法国哲学家迪卡特曾认为灵魂就在松果体中。

我们就借用灵魂一词，指称意识的真正来源，也就是真“我”之所在。

近年来，关于“灵魂”的说法开始复苏。原因之一，是一种叫做“濒死经历”的临床现象在很多严肃的医学刊物上被广泛报导，这些刊物包括《复苏》（Resuscitation），《柳叶刀》（The Lancet）等。

在临床死亡状态下，病人意识清晰，并经历了复杂的认知过程，这对意识仅仅存在于大脑的说法是个挑战。
..................维吉尼亚大学神经学家格雷森

据曾有“濒死经历”的患者描述，在“死亡状态”下经常看到光、
隧道或其他的人、物等。（新纪元）

引起争论的医学报告

“濒死经历”的现象经常出现在心脏停止跳动后，又被抢救过来的患者当中。这些患者描述在“死亡状态”下看到光、隧道或其它的人、物等。但是多数这类经历都被认为是死亡过程中脑内发生的变化而造成的幻觉。

但是也有很多例子令人百思不解。1998年，在心脏病医师萨多姆（Michael Sabom）提出的一个案例中，一位妇女描述了医生为她做手术的一种器械，而当时这位妇女已经处于临床死亡状态；这位妇女以前从没有见过这种器械，她甚至还知道当时医生间的对话内容。

一项在荷兰进行的研究报告说，一位护士取走了一位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的病人的假牙，后来这名病人苏醒了，他竟然直接找到这位护士索要自己的假牙。心脏病专家隆美尔（Pim van Lommel）认为，按理在那样的无意识状态下，人不可能辨认并记住一个护士。

其它的现象还包括有的人感到自己从身体离开，甚至可以漂在空中看到自己的身体和周围的医生……像这类“意识脱离身体”的经历有时也被称为“灵魂出壳”。

维吉尼亚大学的神经学家格雷森（Bruce Greyson）表示：“在临床死亡状态下，病人意识清晰，并经历了复杂的认知过程，这对意识仅仅存在于大脑的说法是个挑战。”

但是，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坚持，所谓的“濒死经历”不过是一种生理过程。研究人员采用化学药物模拟松果体释放的一种神经介质，给患者注射后，激发了一些类似“濒死经历”的现象。不过，一些为“濒死经历”做出化学解释的学者，比如心理学家詹森（Karl Jansen）等也认为，用一种解释来含盖所有“濒死经历”现象很困难。

“我”是谁？

绝大多数关于意识的研究都集中在大脑的功能方面。如果一种现象难以用脑功能来解答，通常就归为超常现象，如前面提到的预感或“濒死经历”等。这些现像是真实的吗？又如何解释？

我们回到了一开始的问题，“我是谁？”、“意识究竟是甚么？”是物质大脑机制作用产生的一种感受，还是有另外的存在？

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关于“意识”的来源仍然会有各种不同的理解。这个科学问题也仍然会是一个哲学问题。

“我”是谁？还是由每个人自己来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