岔路口的中国：缺乏方向感2006年10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推出系列电视片《大国崛起》，引发海内外广泛的舆论效应。原因无他，“醉翁之意不在‘九’（大国），而在‘十’也”。“第十个大国──中国”，才是北京魂牵梦绕的关键词。无疑，它搔到了几年来中国精英集团内心之痒，汇聚了2006年一年来热乎乎的某些人之“大国”的自我感觉。于是，在深秋推出的《大国崛起》片，给2006年抹上了一缕自恋型的玫瑰色。 

伴随着国际传媒2006年某种程度上的“中国热”，正如年底的 12月 11日这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周年的日子所象征的，中国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在经济上进一步融入了国际社会。根据承诺，中国金融、汽车、农业、电信等诸多行业都将集中大幅度降低关税乃至完全放开市场。中国把关税从2001年的平均百分之15.3，降到2005年的百分之9.9。中国还重新制定或者修改了三千多条法律或法规，从而有利于吸引国外投资。虽然政府干预的力度仍然强大，国有企业仍然包袱沉重，因而中国迄今尚未成为国际公认的具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但它朝向这一方向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奇怪的是，与上述走向相反，同样是在2006年，北京对新闻媒体的管制更加严厉，关闭了一系列深孚众望的媒体，中青报的旗帜《冰点周刊》、《世纪中国》网站、《一塌糊涂》网站、《爱琴海》网站……，均被尚方宝剑一剑封喉；对网民也愈益收紧控制。当局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拘捕并审判陈光诚、高智晟、郭飞雄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维权人士和律师，并采用黑社会手段骚扰和侵犯他们的亲属；滥用司法权力，罔顾司法独立，实施政治审判。 

另一项令人奇怪者是，一方面，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指控贪腐而被整肃，另一方面，长期与陈良宇抗争以保护上海拆迁户利益的郑恩宠律师，仍然被当局压制监控，被侵害人权，冤狱未雪。这表明，支配陈良宇案的，不是反贪腐的逻辑，而是高层权争的逻辑；不是透明公开的司法独立的逻辑，而是黑幕重重的暗箱操作的逻辑。 

上述方向截然相反的事件同时发生于2006年的中国。标志着一个根本的问题：2006 中国，缺乏方向感。 

要言之，中国，国家定位的问题仍处于晦暗不明之中。在各个不同领域，从那块大陆发出的信号是混乱的，甚至是方向相反的。倘要论及中国的崛起，人们要问：崛起，朝甚么方向？
 
2006：民间的答案若欲寻求答案，2007年的中国需要坦诚面对如下几个最基本的问题。
 
经济方面，2006年虽然时闻“莺歌燕舞”，但其实仍有几大严重问题横阻于前路。
 
第一，国民身份歧视问题。在中国，国人自己的民营企业相较于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而言，处于最末一等，受到严重歧视和准入限制。因此，当务之急是，打破身份歧视，破除内外之别。给予中国民营企家同国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同等的待遇。打破国内电力、石化、航空、金融、信息等行业的政府垄断，使民营资本有平等的准入权。中国经济虽有对外贻d放，但对内开放却严重不足。一方面是已经进入的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而在不能进入的领域，外资要求享受“国民待遇”，要求进入。而另一方面，因为行政垄断的存在，在电力、石化、航空、金融、信息等领域，北京却限制本国的民营企业进入。比如，随着修订后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自2006年12月11日起，中国在地域、业务种类、客户对像等各个方面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金融业在对外大幅度开放的同时，却对民营资本的进入设置重重障碍。国人自己开的民营银行至今仍然可望而不可即。 

第二，农村户籍歧视问题。中国现行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类似种族隔离的制度，特别是它对城乡人口的严格等级划分，已经到了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地步，而且早有传言说行将改革。然而，迄今进展甚微。这一违宪的阻遏自由民流通的恶法不除，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堪忧，中国社会的稳定堪忧。 

第三，土地所有权问题。中国法律界定土地为集体所有，实际上该权限就落到了对土地握有审批权的官员手中。于是，中国国民事实上没有土地所有权。对土地产权的不合理界定，是中国制度化贪腐的根源之一。这里的根本的出路，在于赋予国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有了土地所有权，政府和房地产商要征用土地，必须按市场规则跟国民讨价还价。否则土地所有者可以拒绝出让土地。财产权是人的所有权利当中最基本的，而土地产权又是财产权中最基本的。 

第四，《物权法》问题。私有产权保障为现代文明国家的基石，在中国，一纸最基本的《物权法》竟然耗时十年，屡起屡伏，2006年底由重燃战火，再起争端。此案极典型地映射出共产意识形态的后遗症，映射出共产党国家欲 演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基本困境。 

政治方面，如前所述，2006中国仍然方向未定，信号紊乱。但上层的权力斗争比以往更为明确地呈现出两大派系的格局，也呈现出了有限的政见分歧甚至意识形态区别。倘若党内派别进一步公开化，则有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催生出某种相互制衡的因子，削弱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力。对中共这一列宁主义政党而言，这是一项不宜忽视的政治演变。 

更基本的问题是，民间的力量如何集结？这种力量如何进入政治过程？ 

2006年，人们进一步明燎，“维权政治”，正是民间力量进入政治过程的主要途径。这一年的中国民间社会，把自2003年开始的“维权政治”发展到了极点。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的维权公民及其律师们，通过个案普及权利观念；通过维权强化宪法意识；通过司法途径推进立宪政治。正如国内一些学者所意识到的，与过去自上而下的改革体制相比，自下而上的维权政治是是宪政秩序的直达车。维权政治是一种民众的自我训政、自我立宪的自发过程。 

维权政治的意义，正如国内学者王怡与秋风等人所注意到的，就是“终于找到了训政的方式。不是政府训导人民，而是人民自我训导，并且进而去训导政府。训导的方式不是暴力，而是维权。不是对抗而是谈判，不是武器而是言论。通过维权运动的训政与自我训政，第一可以推动法治化的技术积累，第二可以强化政务系统的“非党化”（王思睿语）趋势。第三可以降低直接政治冲突的危险，第四可以增强官民两方面的政治承受力，第五可以缓释民众对于社会不公的怨恨，疏导公众的民主热情，第六可以涵养民间领袖、舆论领袖和地方领袖的素质、资源与声望，第七可以分化政府内部的情势，争取体制内温和派的同情，第八可以为各种海外民主力量和资源找到非政治化的回归和注入渠道。第九可以为党治的退出提供风险最小的路线图，在未来的变局中最大化的降低当政者的阻力。新的训政之路，就是人们以主人的身份，而不是以臣民的身份去培育民间社会，和一个公共政治空间。就是在一党专制的政治现实中，有勇气象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自行其是。”（见秋风：《超越改革体制的改革》） 

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在维权政治中，是民间力量进入政治过程的主要途径。这一点，在2006年中国表现得极其突出。据业内人士估算，中国的网民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两亿之众。当人们在网上读到胡佳老弟一篇篇第一时间发布的陈光诚、高智晟等人官司的进展细节时，当人们通过网上联署呼吁，把虚拟世界变成了一个政治集会和结社的平台时，你不能不承认，网络媒体对政治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方式上已开始超越传统媒体。互联网已经全方位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事实上，2006年泛蓝联盟、泛绿联盟等政治组织，就是直接诞生于网络空间的。并且，通过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开始演变成为一股清实的政治力量。 

在这里，所谓“新的政治生态”，就是意味着：政治信息、政治行动由过去的“官方垄断”向“官民两方竞争与分享”转化了。 

这种政治生态里，北京雇佣的几万网警及其虚拟“柏林墙”──金盾工程，在波澜壮阔的网络信息流的冲刷下，虽然依旧庞然大物，却已渐露窘相，千疮百孔，徒唤奈何了。有鉴于此，人们注意到，北京当局日前也索性做顺水人情，信誓旦旦地公开表示，将履行承诺，从2007年1月起到2008年奥运会期间，准许媒体自由采访云云。于是，手握鼠标的亿万网民们，眼光发直，紧盯荧屏，通过点击扫瞄，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北京这一承诺的诚意。当然，他们要的，远不只是当局空口白话予取予夺的“自由”承诺，而是实实在在的自己办民营网站、报刊、电视、广播等公共媒体的合法权利。 

这正是2006年民间社会的成长之道。面对缺乏方向感的2006年北京当局，面对蕴含在《大国》片中中国向何方崛起的“天问”，民间的答案简捷而清晰：崛起，朝宪政国家方向。 

──转自《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