岔路口的中國：缺乏方向感2006年10月，中國中央電視台推出系列電視片《大國崛起》，引發海內外廣泛的輿論效應。原因無他，「醉翁之意不在『九』（大國），而在『十』也」。「第十個大國──中國」，才是北京魂牽夢繞的關鍵詞。無疑，它搔到了幾年來中國精英集團內心之癢，匯聚了2006年一年來熱乎乎的某些人之「大國」的自我感覺。於是，在深秋推出的《大國崛起》片，給2006年抹上了一縷自戀型的玫瑰色。 

伴隨著國際傳媒2006年某種程度上的「中國熱」，正如年底的 12月 11日這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五周年的日子所象徵的，中國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自由貿易的遊戲規則，在經濟上進一步融入了國際社會。根據承諾，中國金融、汽車、農業、電信等諸多行業都將集中大幅度降低關稅乃至完全放開市場。中國把關稅從2001年的平均百分之15.3，降到2005年的百分之9.9。中國還重新制定或者修改了三千多條法律或法規，從而有利於吸引國外投資。雖然政府干預的力度仍然強大，國有企業仍然包袱沉重，因而中國迄今尚未成為國際公認的具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但它朝向這一方向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奇怪的是，與上述走向相反，同樣是在2006年，北京對新聞媒體的管制更加嚴厲，關閉了一系列深孚眾望的媒體，中青報的旗幟《冰點周刊》、《世紀中國》網站、《一塌糊塗》網站、《愛琴海》網站……，均被尚方寶劍一劍封喉；對網民也愈益收緊控制。當局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拘捕並審判陳光誠、高智晟、郭飛雄等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維權人士和律師，並採用黑社會手段騷擾和侵犯他們的親屬；濫用司法權力，罔顧司法獨立，實施政治審判。 

另一項令人奇怪者是，一方面，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指控貪腐而被整肅，另一方面，長期與陳良宇抗爭以保護上海拆遷戶利益的鄭恩寵律師，仍然被當局壓制監控，被侵害人權，冤獄未雪。這表明，支配陳良宇案的，不是反貪腐的邏輯，而是高層權爭的邏輯；不是透明公開的司法獨立的邏輯，而是黑幕重重的暗箱操作的邏輯。 

上述方向截然相反的事件同時發生於2006年的中國。標誌著一個根本的問題：2006 中國，缺乏方向感。 

要言之，中國，國家定位的問題仍處於晦暗不明之中。在各個不同領域，從那塊大陸發出的信號是混亂的，甚至是方向相反的。倘要論及中國的崛起，人們要問：崛起，朝甚麼方向？
 
2006：民間的答案若慾尋求答案，2007年的中國需要坦誠面對如下幾個最基本的問題。
 
經濟方面，2006年雖然時聞「鶯歌燕舞」，但其實仍有幾大嚴重問題橫阻於前路。
 
第一，國民身份歧視問題。在中國，國人自己的民營企業相較於國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而言，處於最末一等，受到嚴重歧視和准入限制。因此，當務之急是，打破身份歧視，破除內外之別。給予中國民營企家同國營企業、外資企業以同等的待遇。打破國內電力、石化、航空、金融、信息等行業的政府壟斷，使民營資本有平等的准入權。中國經濟雖有對外貽d放，但對內開放卻嚴重不足。一方面是已經進入的外資企業在稅收等方面享受著「超國民待遇」，而在不能進入的領域，外資要求享受「國民待遇」，要求進入。而另一方面，因為行政壟斷的存在，在電力、石化、航空、金融、信息等領域，北京卻限制本國的民營企業進入。比如，隨著修訂後的《外資銀行管理條例》正式實施，自2006年12月11日起，中國在地域、業務種類、客戶對像等各個方面對外資銀行全面開放。金融業在對外大幅度開放的同時，卻對民營資本的進入設置重重障礙。國人自己開的民營銀行至今仍然可望而不可即。 

第二，農村戶籍歧視問題。中國現行戶籍制度，作為一種類似種族隔離的制度，特別是它對城鄉人口的嚴格等級劃分，已經到了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的地步，而且早有傳言說行將改革。然而，迄今進展甚微。這一違憲的阻遏自由民流通的惡法不除，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堪憂，中國社會的穩定堪憂。 

第三，土地所有權問題。中國法律界定土地為集體所有，實際上該權限就落到了對土地握有審批權的官員手中。於是，中國國民事實上沒有土地所有權。對土地產權的不合理界定，是中國制度化貪腐的根源之一。這裡的根本的出路，在於賦予國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權。有了土地所有權，政府和房地產商要徵用土地，必須按市場規則跟國民討價還價。否則土地所有者可以拒絕出讓土地。財產權是人的所有權利當中最基本的，而土地產權又是財產權中最基本的。 

第四，《物權法》問題。私有產權保障為現代文明國家的基石，在中國，一紙最基本的《物權法》竟然耗時十年，屢起屢伏，2006年底由重燃戰火，再起爭端。此案極典型地映射出共產意識形態的後遺症，映射出共產黨國家欲 演變進入國際主流社會的基本困境。 

政治方面，如前所述，2006中國仍然方向未定，信號紊亂。但上層的權力鬥爭比以往更為明確地呈現出兩大派系的格局，也呈現出了有限的政見分歧甚至意識形態區別。倘若黨內派別進一步公開化，則有可能在有限的範圍內催生出某種相互制衡的因子，削弱無法無天的絕對權力。對中共這一列寧主義政黨而言，這是一項不宜忽視的政治演變。 

更基本的問題是，民間的力量如何集結？這種力量如何進入政治過程？ 

2006年，人們進一步明燎，「維權政治」，正是民間力量進入政治過程的主要途徑。這一年的中國民間社會，把自2003年開始的「維權政治」發展到了極點。雨後春筍般出現的的維權公民及其律師們，通過個案普及權利觀念；通過維權強化憲法意識；通過司法途徑推進立憲政治。正如國內一些學者所意識到的，與過去自上而下的改革體制相比，自下而上的維權政治是是憲政秩序的直達車。維權政治是一種民眾的自我訓政、自我立憲的自發過程。 

維權政治的意義，正如國內學者王怡與秋風等人所注意到的，就是「終於找到了訓政的方式。不是政府訓導人民，而是人民自我訓導，並且進而去訓導政府。訓導的方式不是暴力，而是維權。不是對抗而是談判，不是武器而是言論。通過維權運動的訓政與自我訓政，第一可以推動法治化的技術積累，第二可以強化政務系統的「非黨化」（王思睿語）趨勢。第三可以降低直接政治衝突的危險，第四可以增強官民兩方面的政治承受力，第五可以緩釋民眾對於社會不公的怨恨，疏導公眾的民主熱情，第六可以涵養民間領袖、輿論領袖和地方領袖的素質、資源與聲望，第七可以分化政府內部的情勢，爭取體制內溫和派的同情，第八可以為各種海外民主力量和資源找到非政治化的回歸和注入渠道。第九可以為黨治的退出提供風險最小的路線圖，在未來的變局中最大化的降低當政者的阻力。新的訓政之路，就是人們以主人的身份，而不是以臣民的身份去培育民間社會，和一個公共政治空間。就是在一黨專制的政治現實中，有勇氣象一個真正的公民那樣自行其是。」（見秋風：《超越改革體制的改革》） 

無遠弗屆的互聯網，在維權政治中，是民間力量進入政治過程的主要途徑。這一點，在2006年中國表現得極其突出。據業內人士估算，中國的網民實際上已經達到了兩億之眾。當人們在網上讀到胡佳老弟一篇篇第一時間發布的陳光誠、高智晟等人官司的進展細節時，當人們通過網上聯署呼籲，把虛擬世界變成了一個政治集會和結社的平台時，你不能不承認，網絡媒體對政治信息的傳播速度和傳播方式上已開始超越傳統媒體。互聯網已經全方位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事實上，2006年泛藍聯盟、泛綠聯盟等政治組織，就是直接誕生於網絡空間的。並且，通過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的互動，開始演變成為一股清實的政治力量。 

在這裡，所謂「新的政治生態」，就是意味著：政治信息、政治行動由過去的「官方壟斷」向「官民兩方競爭與分享」轉化了。 

這種政治生態裡，北京僱傭的幾萬網警及其虛擬「柏林牆」──金盾工程，在波瀾壯闊的網絡信息流的沖刷下，雖然依舊龐然大物，卻已漸露窘相，千瘡百孔，徒喚奈何了。有鑒於此，人們注意到，北京當局日前也索性做順水人情，信誓旦旦地公開表示，將履行承諾，從2007年1月起到2008年奧運會期間，准許媒體自由採訪云云。於是，手握鼠標的億萬網民們，眼光發直，緊盯熒屏，通過點擊掃瞄，無時無刻不在監視著北京這一承諾的誠意。當然，他們要的，遠不只是當局空口白話予取予奪的「自由」承諾，而是實實在在的自己辦民營網站、報刊、電視、廣播等公共媒體的合法權利。 

這正是2006年民間社會的成長之道。面對缺乏方向感的2006年北京當局，面對蘊含在《大國》片中中國向何方崛起的「天問」，民間的答案簡捷而清晰：崛起，朝憲政國家方向。 

──轉自《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