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全家1951年夏於廣州合影，前排右為陳寅恪。

陳寅恪生在一個大轉型的時代，不僅是社會、政治的轉型，更是文化上的轉型，他目睹、身歷時代的大變，從他陳家深深捲入其中的維新運動到傾覆王朝的辛亥革命，從他不無異議的「五四」新文化浪潮到抗日戰爭，到1949年的天翻地覆，直到「文革」，他沒有因為令人目眩的時代劇變而眼花繚亂，他早已打定主意、立定腳跟，選擇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就是做一個學人，他在意的是追求知識的自由。王國維之死讓他痛心不已，他寫下了「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至高評語，實際上是自我勉勵，無論外在的社會環境發生怎樣的變化，他都要執著地追求內心的這種自由和獨立。

在時世的動盪中，在積極入世和消極遁世之間，他選擇的是以學術為安身立命之本，在學術中尋找自我、確立自我的價值。他處處講求獨立見解、自由意志，反對人云亦云、隨大流、跟新潮。他有過長期的留學生涯，明明精通多種語言，對西方文化非常熟悉，治學的路徑也超越了傳統的舊方法，卻執拗地使用文言文，出書一定要直排、繁體字，這種形式上的守護已成了他捍衛文化傳統的最後一步，他不想再往後退，這種心態是我們今天很難理解的。

陳寅恪一生總是籠罩著一層陰鬱，他的命運幾乎早已註定，從他少年時目睹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維新失敗被革職，黯然離開長沙的那一刻起，或許就使他的身世蒙上了那種傷感的氣氛。年輕時代他一心求學，從此在學術中尋求安慰，晚年只剩頌紅妝，顯然是別有懷抱、寄託遙深，他把自己內心的情感傾注在柳如是的身上，她的身世和生命浮沉、尤其是她令人憐惜的才華，遭逢時代的轉型，那種花開花落的無可奈何，那種心有餘力不足的無力感，那種美好的一切一點點被碾成齏粉的傷心……。

一代學人感慨的豈是一個幾百年前的弱女子，分明也是他的夫子自道，一個文人，哪怕有天縱之才，有滿肚子的學問，也擋不住時代方向的轉換。他知道人生的有限性，知識的無限性，他有著強烈的身世之感，他敏感地呼吸到了綿延幾千年的文化正在無可挽回地走向衰亡，他是這種文化的託命之人。

他在歷史研究和文學研究中尋找社會變遷的軌跡，在舊體詩中感懷人生，這一切都只是外在的，在他的內心深處揮之不去的不是一個學人的學問、才氣，而是硬朗的人格底氣，是追求知識的自由、捍衛學術的獨立性，他要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守護這樣的自由精神和獨立意志。他留給世間最重要的也不是他的學術成就，不是那些有形的文字著述，而是無形的人格遺產（包含個性、人格完整性），是一個人傲然獨立的精神風貌，那才是他穿越時空的力量所在。

在算得上知己之交的吳宓身上，我們也能看到陳寅恪的影子，他們最終都是腳跛、眼盲，在淒涼中告別人間。更早，在自沉以終的王國維身上，他們似乎察覺到了守護文化價值的悲劇性，但他們依然認準了自己選擇的道路。陳寅恪、吳宓他們大體上也是「五四」一代人，那真是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回望「五四」，以往我們總是只看到創辦《新青年》的陳獨秀、倡導新文化的胡適、呼喊「救救孩子」的魯迅、實踐「相容並包」的蔡元培，只看到齊集天安門前眾聲喧嘩的學生們，我們往往忽略了在他們之外還有另外的聲音、另外的身影、另外的追求，「五四」不是如此單一、武斷的，「五四」是多元、開放、包容的，《新青年》、《新潮》之外有老牌的《東方雜誌》、有同樣新興的《學衡》，杜亞泉的聲音不能漠視，《學衡》一群的聲音也不能不正視，任何一元化的一邊倒的思維方式都隱含著一種風險。

雖然陳寅恪那時遠在異國求學，但在《學衡》上發表過文章，他與《學衡》一群心氣相通，與胡適他們是有距離的。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尊重甚至賞識，在舊體詩中寄託情懷的吳宓對新文學（如茅盾的小說《子夜》和徐志摩的新詩）都有公開的肯定和讚賞，他們沒有偏見，他們只是有自己的立場，這種立場是建立在追求知識的自由基礎上的。說到底，他們也是「五四」不可或缺的一環，他們與胡適等一同構成了那個多元的開放環境。

如果把陳寅恪當作一個天上掉下來的孤零零的天才，我們更無法理解陳寅恪的追求，無法走進他的精神世界。在他身邊，除了吳宓、王國維，還有一批與他在做人上相知、治學上可以商榷並有著相似文化觀的朋友，梅光迪、楊樹達、湯用彤、劉伯明……這是一幅時代的群像，陳寅恪生活在他們中間，在和他們交往、交流和交融中，獲得生命的歡愉、學問的昇華、人格的砥礪。

他們熱切地希望擁有追求知識的自由，他們幾乎都是學貫中西，卻又珍愛傳統文化的價值，他們吸收了西方的方法，卻不願臣服於西方的腳下，他們已經具備世界眼光，卻有著深厚的中華文化情結。在一個急速西化的時代裡，他們成為「不合時宜」的文化守護者，幾乎是必然的宿命。
──原載天益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