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自由」是自由文化的靈魂。然而，當下中國大陸的主流意識形態正是閹割「自由思想」的殺手。我曾在《贏：贏新格局》一書中的後記中寫 道：「我的信條是：思想者的原則就是思想自由」，也就是這樣一部主張「思想自由」的政治哲學著作，出版後即被中共中央黨校訂購了30套，不久便被中共宣傳部、出版署聯合緊急查禁，全國收繳。由此可見，「自由思想」在中國文化現實中一直是多災多難的。文化這個概念很難定義。廣義的理解，它就是人類的一種存在 與發展的方式，不但是意識的產物，而且也有自然的因素，但從文化主體的方面說，文化可以理解為意識的載體，沒有自由的意識，就沒有自由的文化。

民族性的奴態文化

意識在本質上是自由的。但社會在個體思想自由的文化傳承過程中，卻受到制度性對待的制約與扭曲。中國的傳統意識形態和文化制度在總體價值上，一向是以集體、族群或國家為本位，排斥個體意識自由，主張抑制自我、順從、忍受、約束。這些價值觀經過幾十代、上百代的傳承，已固化成一種國家性 的專制文化，與之相對應也孵化出了民族性的奴態文化。

這種文化形象地表現為以下兩類：其一，最經典地表徵在 中華民間婦女的「裹腳」審美意識中，即「裹足文化」。一個民族的母性，全都裹起足來，扭扭捏捏，小心翼翼地走路，很難相信她孕育出的子孫們會大膽冒險、實 驗與創新。

另一種奴態文化則形象地表現為官場上的「冠飾文化」。中國官場歷來以頂戴表現身份與級別，官大一級壓死人，君臣之別在冠，官民之別也在冠，從上 至下形成了權力體系的金字塔，如今仍是「大蓋帽滿街跑」，時時讓民眾感到權力的壓制。

如果說「冠飾文化」，一級奴一級，排斥了國家管理的民主化；那麼「裹 足文化」，則扭曲了人性，排斥了社會個體發展的自由化。這兩種文化板結一起，便結構出主奴狀態的「支配——服從」社會模式。專制文化與「媚態文化」，就是 窒息個體思想自由的文化土壤。

歷朝各代的文字獄

中國自諸子百家時代進入秦朝專制社會，文化上開始「焚書坑儒」，後來歷朝各代都傳承「文字獄」，消滅異己的文化現實。

秦朝的興起來自於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而秦朝覆亡的一部份文化歸因，恰好就是「焚書坑儒」。漢朝初期，吸取了秦朝的教訓，文化形態有一定的放鬆， 經濟也就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到了漢武帝時，又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於是它又從鼎盛走向沒落。

事實上中國歷朝各代都是從文化的相對自由與開放開 始，到壓制文化自由結束的。然而在中國，從來沒有形成一場文化批判思潮來顛覆專制文化與奴態傳統。

晉魏時代算是一個文化另類時代，但卻只是消極逃避政治和 不與世俗合作。他們的玄談也過於清高，根本形不成時代性的文化批判力量。滿清也是被文化壓制拖入底谷的，1840年成了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滿清社會封閉狀態被迫開放之後，最先覺醒的還是文化代表，如張之洞、李鴻章以及魏源者，然而他們至多不過腦筋開始活躍了一點。

真正開始文化批判的應該從康有為算起，他從主張改變制度入手，要求思想自由。清之後，中國的文化進入了一個真正自由開放的時期，似有戰國時期之象，各種思想、主義任意發展，文化自由大大發展。中國 也從最衰敗的歷史時期復甦，開始追趕世界文明。

文化專制主義

文化總是先於時代覺醒的，文化發展之後必然導致新制度的誕生。然而不幸的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紅色記憶」語話霸權統治了中國文化，又開始了一個閉門鎖國，扼殺自由的時代，於是中國非但沒有按照人們嚮往 出現一個強盛的時代，反而更加落伍，甚至是倒退了。

「十年浩劫」的文化專制，再一次把中國拖向了崩潰的邊緣。在前蘇聯「紅色記憶」大清洗的「冰凍時期」， 仍出現了帕斯捷納克和索爾仁尼琴，中國卻割斷了張志新的喉管，殺害了遇羅克和林昭等無數追求真理的探索者。在前蘇聯，紅色作家高爾基晚年都有所反省。中國 的郭沫若卻始終都是毛澤東的「文化太監」。周揚受壓之後開始清醒，但最終只能是失語而死，巴金要「講真話」算是了不起了，但也反省的太晚了。

改革開放，中國曾有一場「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文化啟蒙帶動了各種西方哲學思潮衝擊了中國的「紅色記憶」。於是有了「北京星星畫展」與「民主牆運動」。然而不久又慘遭意識形態封殺。直到冷戰結束，共產主義在全球衰敗，中國藉此東風，1989發生了 「北京之春」，人民大規模的吶喊，再次衝擊了意識形態禁錮。但坦克的履帶，又再次閹割了文化批判的自由靈魂，任由「紅色記憶」把現存語話霸權當作一種法理事實，令全民族全盤接受下來，這就是文化專制主義。

自由寫作者被抓

近幾年來，異議人士和自由寫作者不斷被投進監獄；文化專制主義在意識形態也愈演愈烈，特別是新聞出版界，大量深受人民喜愛的書籍都先後慘 遭封殺，如正式出版的《現代化的陷阱》、《往事並不如煙、》、《中國農民調查》，民間出版的《懷念李慎之》、《胡績偉自選集》、《何家棟文集》，香港出版的 《懷念耀邦》、《李銳近作》等等，都被作為「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列為「掃黃打非」之列，遭到查禁。

中共中央宣傳部不但把反右、大躍進、文革、民主牆、六 四等問題劃為禁區，不許有關研究與文章、書籍公開發表與出版，而且還列出不少文化名人黑名單。如茅於軾、章詒和、戴晴、劉軍寧、張祖樺、賀衛方等的文章、 言論均遭封殺，甚至一些較開放的網站論壇，也被迫撤掉了他們的主持人欄目。一些嶄露頭角的新生自由派知識份子如余傑和王怡等人，在國內媒體更是備受打壓。

嚴厲的新聞管制　　

而在新聞領域，文化專制主義的主要表現就是掩蓋真相、抹殺事實。所有報刊媒體都實行嚴格的新聞檢查，稍有不當，不是遭到訓誡，勒令整頓，就是撤銷領導人職 務；更有甚者，要加上莫須有的罪名，判刑入獄。《南方都市報》的喻華峰、程益中被判刑就是例證。還有《新京報》總編楊斌被撤職，副總編孫雪冬、李多鈺被停 職，後經過 300多職工罷工抗議，才改為楊斌調離，孫李復職。幾乎與此同時，《南方都市報》副總編夏逸陶也被撤職。

去年中央在紀念胡耀邦誕辰90周年時，竟下達密令，禁止報刊發表紀念文章。已發過紀念文章的刊物，如《炎黃春秋》被警告，《百年潮》領導班子遭撤換，《社會觀察》被停刊。敢於直面現實，觸及敏感話題的《中國青年•冰點週刊》，則被強行停刊整頓，主編被調離。由此可見，在中國「紅色記憶」氾濫的現實條件下，自由文化依然面臨如此嚴酷的現實。

袁紅冰自由文化運動

自由應是人類精神的本質；思想自由則是文化的靈魂。而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則是通向人類文化自由的必經之路。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所發表的 《2004人類發展報告》主題就是「多樣化世界裡的文化自由」。

聯合國助理秘書長、開發計畫署亞太地區負責人哈菲茨表示：「人類的發展不僅需要健康、教 育、體面的生活水平甚至政治自由，人類的發展還需要國家對文化的認同和推崇，人類必須有在不受歧視的情況下發表文化認同的自由。文化自由是一種人權，也是 人類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而由袁紅冰等人所發起的「自由文化運動」，事實上就是一種以「思想自由」與「表達自由」為先導的人權運動，這也可視之為中華民族現代化進程中一次真正意 義上的文化批判運動。